3.2创业政策对非正规就业影响的回归分析

表4报告了创业政策对非正规就业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模型（1）检验了全国样本下创业政策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模型（2）～模型（4）分别检验了东、中、西部地区创业政策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通过对各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发现，固定效应模型更符合本文模型设定。从表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创业政策（policy）对非正规就业（INF）的回归系数依次为0.0739、0.1077、0.0655和0.0816，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创业政策的颁布实施能够促进地区非正规就业规模的增长，假设H1显著成立。从系数大小也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创业政策对非正规就业的推动作用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小。

控制变量方面，二三产业比重（ung2,3）、经济发展水平（pgdp）、高等学历比重（edu）和城镇失业率（une）均与城镇非正规就业率显著正相关，说明二三产业比重越高、经济越发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越大、失业率越高，对城镇非正规就业率的提升作用越强。传统观念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进入正规部门就业，相应的非正规就业规模应该减小。但是表3的回归结果却显示高等教育比重与城镇非正规就业率成正比，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国民素质普遍提高，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传统的国有、集体等正规部门提供的就业岗位远不能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没有足够多的正规就业岗位，只能向非正规就业转移。另一方面非正规就业早已不像改革开放之初作为一种边缘就业存在，而是发展成为了涵盖了高端、中端和低端的多层次就业，其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为年轻人所青睐。流动人口前面的系数为正，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