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夷夏东西”说与城子崖遗址的发掘

  傅斯年在《城子崖》的序言中说到：“我十多年来一直梦想东方必有异于西方之古代文化体系”，这是傅斯年“夷夏东西”思想的明确表达，这种想法的形成应该早于城子崖的发掘。《夷夏东西说》一文写道，“在夏之夷夏之争，夷东而夏西。在商之夏商之争，商东而夏西。在周之建业，商奄东而周人西。” 可见，傅氏关于东西文化二元对立的看法受中国古史影响很深。城子崖的龙山文化被发现之后，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说很快被学界接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权威论述。

  1930年李济在城子崖遗址的新闻发布会现场发表了关于城子崖意义的演讲。他讲道，现代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当然择一个若明若昧的时期作一个出发点。然而，传下来的可靠史料实在有限，我们必须注重无文字的器物。经过殷墟的发掘，我们认定，凡出石器的遗址都可以供给我们研究这期历史的材料，城子崖就是符合发掘条件的遗址。可见，经过殷墟的发掘，史语所已经开始试图探索中国文化的起源问题了。中国文化的夷夏东西二元对立观念的形成是中国考古学史学传统的形成和延续的重要标志，“这种二元对立虽然是从史前考古学归纳出来的，但目的却并非仅仅是为了考古学本身，而是要由此寻找中国文明的源头。” 这种观念正是民国科学考古学史学定位的真实反映。正如1934年李济总结近十年中国考古学界所获成绩时说的：殷墟的发掘只算替中国建筑“新中国上古史”的同志辟开了一个比较可靠的出发点，由此往前就可以渐渐地到那平坦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