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人类社会较早抛弃神证制度的少数国家之一。在舍弃神明裁判之后，我国走上了利用人证（当事人和证人）和法医证据的道路，其中人证，特别是证人证言的运用尤为突出。《唐律》关于证人与证人证言的制度安排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第一，证人资格严格限制，不得要求不具证人资格的人提供证言。《唐律·断狱》“八议请减老小”条规定，十岁以下、八十岁以上的人，以及笃疾者，皆不得令其为证，违者减罪人罪三等。如此规定的理由是这些人“不堪加刑”。第二，证人负有作证的基本义务。例如《唐律·诈伪》“证不言情”条指出，“诸证不言情及译人诈伪，致罪有出入者，证人减二等，译人与同罪。”这就强调证人应当作证，详细陈述自身所感知的、所亲历的案件事实。否则，“证人不吐情实，遂令罪有增减”者，对该证人应当予以处罚，比照罪犯减二等制裁。第三，特定证人，尤其是亲属享有拒证特权。例如《唐律·名例》“同居相为隐”条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这一规定沿袭了春秋战国以来儒家“亲亲相隐”的主张和西汉以来的“亲属相隐不负刑事责任”的法律制度，与现代社会亲属拒证特权功能一致。在中国古代，亲属关系的远近或者范围大小，以丧服类型加以区分，合称“五服”。“五服”分别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体现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斩衰最紧密、范围最狭小，限于儿子、未嫁女儿、妻子、嫡长孙穿着；缌麻最疏远、范围较宽泛，扩及岳父母、女婿、曾孙、同族曾祖父母、同族祖父母、同族父母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