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治理理念落后

    在中国的传统中，维护公共秩序、促进公共利益从来都是依靠政府的权力和社会习俗来完成的，从来都是自上而下的、由单一权威主体主导的管理过程。实际从事治理工作的大多是基层村干部，他们往往拥有多重身份，既是村委会干部，又是乡村德治中的乡贤主体。治理主体的双重身份让基层治理变成了行政上的管理，协商、民主价值理念缺失。

    传统乡村社会治理较多依赖乡贤、乡绅，这种治理方式具有较大的随意性，是一种精英治理，并非真正的自治。这种治理模式的标准大多遵循公序良俗，以乡贤的个人道德标准约束集体行为，缺少法治理念，与当前法治社会建设的思路有所出入，乡村法治体系建设相对落后。受社会风气影响，道德标准往往还不稳定，在奢靡、攀比之风盛行的当下，难免会被拉低，降低社会治理水平。其次，村委会并非行政系统，而是居民自治组织。然而实际情况是，村委会行政色彩明显，工作也是政府行政导向型而非居民需求导向型，极易形成工作定式，在乡村建设中将治理变成管理，以一言堂代替协商，以稳定代替和谐。这两种建设方式的共同点都是村民主体参与性不足，公共意识偏弱。参与、协商、民主等价值理念的流失。这种传统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