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整体视角进行体系性审视。我国刑事诉讼理论从二十世纪至 今经历了从学习大陆法系的知识体系，到接受苏联法系的意识型态，再到崇尚英美法系的 理论谱系的流变过程，5发展至今形成一种“反职权主义”，以期引入当事人主义下的诉讼制 度修正我国职权主义诉讼制度的倾向。此种倾向一方面是由于语言文化隔阂导致的对欧陆 “职权主义”的长期误读，6另一方面亦是由于低估了我国刑事诉讼传统中职权主义的强大根 基。基于此种研究倾向而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下、以威慑理论为基础的证据排 除规则 7 移植到我国类似大陆法系职权主义、以发现案件实质真实为宗旨的刑事诉讼制度中， 有脱离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体系和文化背景之嫌，进一步加剧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层面 的水土不服。并且，“规则”研究之范式更压缩了“理论”研究深入的空间，影响了非法证据 排除之理论标准与体系思维的建立，导致裁量排除规则与理论的系统性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