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常认为艺术没有国界，但这并不代表艺术不存在差异。吕骥在进行中西音乐对比中就明确地指出，时代的不同、民族的不同、社会发展阶层的不同带来音乐理念和音乐创作的不同。它们之间的差异就决定了不能用西方现代音乐的法则和经验去衡量中国民间音乐，也不能用西方现代音乐理论去规范中国民间音乐“以求得所谓科学的解释”。在吕骥看来，中国现代音乐不仅要吸收西方现代音乐理论和音乐创作模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应该继承中国传统的音乐模式、尤其是中国民间音乐的有机成分。这种中西音乐结合的结构形式才是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基于音乐家对中国民间音乐的重新认识，他们在对待民间歌谣问题上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认为音乐的发展离不开歌谣的影响和音乐创作在很大程度是源于对歌谣有机成分的吸收。薛良在《民间歌谣的讨论》一文中就当时歌谣与新音乐的问题展开了论述，并指出歌谣在音乐中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