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识形态与劳动话语的同一性关系

马克思认为劳动发展的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符号空间需要借助于劳动话语结构得以实现，因此，在劳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劳动话语从而成为阶级意识形态之间斗争的合法性工具。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的：“空间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人作为一种社会的实践的存在，在劳动过程中会受到各种话语结构、思想观念的影响，这种话语结构所产生的影响力范围就是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符号空间“场域”。劳动话语结构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 ，一方面意识形态话语符号建构着劳动话语结构，不仅直接决定着劳动话语结构的性质，并且掌握着解构该空间范围内劳动话语结构意义的话语解释权。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要求对劳动话语结构进行意义规定和价值引领，而且该意义规定一旦被统治阶级作为意识形态所固定，就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强制性和真理性。另一方面劳动话语结构的重构与消解服务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符号空间的建构需要，例如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缓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结构性矛盾，我国在历次教育方针的内容制定过程中对“劳动教育”的结构功能定位进行了几次大的整合与分离。作为意识形态话语符号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话语结构虽然与其他话语结构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但是，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