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健康与人居的历史演进
人居环境与公共健康的联系由来已久，早期的开拓性的研究可以回溯到 17 世纪，威廉法尔的研究证实了建筑质量、空气质量和住宅高度是伦敦各区霍乱死亡率存在显著差异的重要因素。约翰•斯劳医生在 1854年9月绘制了伦敦霍乱死亡的空间分布图，这是一项开创性的经典研究。图2展示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健康人居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历程：1848年英国《公共卫生法案》提出的一系列措施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的开拓性实践；现代城乡规划理论的奠基之作——霍华德“花园城市”理论是规划师试图通过设计来改善城市生活和居民健康的努力[4]。
随着基于实验和循证的现代医学的发展，公共健康与城市规划逐渐分野，实践中少有交叉。城乡规划与公共健康的第二次融合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此时人类对于传染性疾病的控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主要关注的是城市空间引发的慢性病风险。最近十多年来，规划领域对于健康特别是关于空间健康风险的研究显著增长[5]，2011年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宣布有明确的证据显示部分疾病的发病率与城市空间因素之间存在显著关联[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