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高度活跃的中瑞学者交流：书信往来与跨洋访问

      瑞典东方博物馆创建与发展的初期——20世纪初期被视为中国漫长历史上最具有转型性的时代之一。20世纪初的中国正在经历第一次民族文化大反思，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解放运动全面展开，第一批中国知识分子有机会留学海外，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文化，在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对抗中诞生了一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新型知识分子，为中国近现代科学界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瑞典东方博物馆首任馆长安特生在1914年至1925年长达十年的中国工作生活经历，使其得以结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并与他们保持着一生良好的交往，这两大原因构成了瑞典东方博物馆与中国学者交往的基础。

      瑞典东方博物馆在这一时期与中国学者尤其是中国现代科学界的交流非常活跃，其中包括了考古学、地质学、古人类学、古脊椎动物学等学界的专家学者。在博物馆的通讯档案室里，有一批东方博物馆几任馆长与中国学者的通信记录，包括安特生与胡适、丁文江、翁文灏、杨钟健、裴文中的通信，高本汉与李济的通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