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公法上的救济权说

蒋大兴通过将知情权的行使与救济分为私法层面与公法层面，构建起比上述“利益衡量说”更为精细的解释框架，即“公法上的救济权说”。蒋大兴提出，股东知情权可分为私法层面与公法层面，前者以股东资格为前提，而后者系对私法层面知情权受损时的救济，因此在逻辑上与是否具有股东资格无关。在此基础上，蒋大兴通过引入诉讼时效，以主动公开与被动公开的分类出发，对“相对有权说”进行论证——对于公司应当主动公开的文件，诉讼时效从公司违反公开义务之日起算；对于依股东申请公开的文件，诉讼时效从公司拒绝股东申请之日起算；若股东认为公司的其他违法行为损害自身利益，因而主张知情权时，诉讼时效从股东对利益受损产生合理怀疑之日起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