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来看，通过统计认罪认罚案件自试点以来（2017年-2021年）全国量刑建议的适用情况，不难发现量刑建议的采纳率普遍较高。有学者认为，这足以体现量刑建议质量之高，对法院的约束力之强。^[]但事实上，过高的采纳率并非是公检良性互动的体现，反而可能“凸显审判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独立作用弱化”。^[]一方面，对于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案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检察院将量刑建议的采纳率量化为考核指标，这种考评负担无形中转化为检察院对法院的压力；同时，部分法院也将上诉率和抗诉率纳入绩效指标，使得合议庭在面对双重压力的情况下，不得不“照单全收”。甚至部分检察官为了提升量刑建议的采纳率，与法官就个案进行提前沟通，使“控辩协商”沦为“控审协商”。^[]另一方面，对于量刑建议未被采纳的案件，主要包括因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不当”（既包括“明显不当”，也包括“一般不当”）被法院否决；量刑建议“适当”但法院却无故不采纳；被告人、辩护人提出异议等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