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实行的是“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文官制度，文人士大夫受到广泛重用。宋代因科举取士的官员数量相比前代要多的多，士人进身机会大为增加，但由此也带来了宋代（特别是北宋）官僚体制的一大弊政，即“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的冗官之弊。北宋中期，随着国家承平已久，三冗问题开始凸显出来。三冗问题的核心，是当时不做事的官、不打仗的兵太多，不该花的钱也太多，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极大的负担，甚至到了即将拖垮国家的地步。宋神宗即位后，新党与旧党的争论愈加激烈，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狱中受尽凌辱之后，最终获释。但苏轼也因此被贬，“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贬谪黄州是苏轼人生中遭受到的第一次挫折自宋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至黄州，到宋元丰七年(1084年)六月移汝州，历时四年两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