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属于少数掌握文化领导权的精英的施展本领之场所

一个死循环就此形成了，当少数精英为世界带来了最初的科技之光，也让启蒙降临于群氓，后继之大众循着精英的指示、按照给定的方法从事劳动生产，将新生的事业发展壮大，却又不得不自食其果，“精确可靠的方法让这种暂时的、实践性的知识脱节成为可能。运用此等方法来工作就仿佛是在使用一台机器”。这些科技人员，被戏谑地称为“有知识的无知者”，在奥尔特加·加塞特看来正是大众人之原型，“当令其专门化的时候，文明也把他自我满足地密封在了自己的局限性之中”^[^]（219）。同样落入现代性僵局的也包括政治方面，自由民主政体的创设也让大众获得了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机会，能够对权力发挥监督、批评作用的公众舆论在社会中有了一定重量，它不再是专属于少数掌握文化领导权的精英的施展本领之场所，尽管大众仍会受到外界舆论导向的影响而由此做出受到暗示的判断，让公共舆论呈现出一定的同质化倾向，但正像哈贝马斯所言，“公共意见，按其理想，只有在从事理性的讨论的公众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