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案之缘起

光绪末年，浙江各地灾荒多发，其中尤以水灾为甚。据不完全统计，光绪年间浙江发生较大水灾达13次之多，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就有17个县区遭遇水灾，受灾县占全省总县数的22.6%。^［1］有关1906年浙江水灾情形，《时报》曾记载：“浙省秋雨成灾，以湖属为尤甚。嘉、绍、杭州三府属下低洼之区，亦皆成泽国。”^［2］《申报》也有类似的记述：“如富阳、桐庐至闻家堰一带，水势骤涌，沿江等处几成泽国，村庐房屋之倒坍者，不计其数，田禾亦损失无算。当此米价腾涨，而又突肇此灾，欲米粮价值之平，其可得乎。”^［3］这次严重的水灾，致使浙江境内出现粮荒，抢米之案层见叠出。1907年3月15日，日驻沪总领事在给外务大臣林董的一封电报中详细报告了这一情况，“自去年以来，浙江多地遭受水灾荒歉，米价飞涨，民情汹涌，呈现出一片混乱状态。宁波府所属象山、奉化、鄞县、慈溪、定海、镇海，杭州府余杭县和绍兴府等处接连出现饥民聚众暴动，抢米夺食之事。嘉兴府平湖县一带更有莠民散布流言，声称要阻止运米船通过。地方官疲于应付，局势使人担忧”^［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