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语：宋代韩集注文中的碑板补史现象

以碑版考史传，往往抵牾，年月、官职、舆地，尤多异同。……即以文字论，一朝总集，莫不取材于此。……唐《韩集》之《五箴》、《伯夷颂》，《柳集》之《永州八记》、《罗池庙碑》，宋之永叔、子瞻、刘贡父、蔡君谟，元之姚燧、黄溍、柳贯、干文传、朱德润诸家，皆有碑版传世，以校集本，亦莫不有异同。

取金石文物与传世文献比勘订正，昉自宋代，臻极于清世。东南摩崖、唐人诗刻，可采者尚不在少数，零玑碎璧，未尝不可补全集之遗。

《五百家注》卷十《送李尚书赴襄阳八韵》以及同卷《醉中留别襄州李相公》皆提到了一方不见于宋代金石目录的石刻——“襄州石本”。注释者用石刻上的名衔廓清史籍中语焉不详之记载。

元和十年（815），原户部侍郎李逊赴襄阳充任节度使，廷臣送行者三十有余，临别留作，分韵赋诗，韩愈亦在其列。然韩诗诗题“李尚书”却因无法与史书相印证，令后世读者颇感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