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昌英少年时期求学于江西萍乡的时候，同盟会曾组织大规模的萍乡、浏阳、醴陵起义；1916年留学于英国的时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是以，对于战争她并不陌生。1920年她在《新青年》上读到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与支那未知的友人》，以及周作人、蔡元培和陈独秀围绕“无论何处国家与国家的感情虽不好，人与人的同类间的感情是可以好的”等主题表达，袁昌英当即致信给《新青年》质疑日本侵略中国之际，人类的感情怎可置于国家感情之上。^[]关于战争的伦理、战争的目的等问题，她早已问询或思索到答案，在抗日战争一开始，她即自觉进入战时的心理准备中，“我们要避免这亡国的羞耻，要逃脱这沉沦的冗运，只有一条苦路可走——就是走上困兽犹斗，孤注一掷的战争大道。只有这条路才可以引我们达到生存、自由、平等、独立的目的。”^[]在这关乎人类命运和民族走向的历史进程中，她对人类情感与个体生命的生存状态的探讨都是置于宏大的战争叙事的范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