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和“取其精华，去取糟粕”的文化策略，可以清楚看出我国应对外国文化的立场和态度。后殖民主义理论发韧滥殇于葛兰西的“国家权利”思想，赛义德依靠东方学塑造了自己的理论，建构了西方霸权对于东方高人一等的想象，西方凌驾于东方之上的先进文明。他还提出了东方与西方不平等的话语权利。霍米·巴巴则认为东方和西方是“含混矛盾的杂糅”。而国内文学学者也发出了对后殖民主义的思考与展望：“21世纪, 东方文化仍然是西方文化的他者, 但这个他者不应再仅仅是西方欲望化的虚幻和西方自我的镜像, 西方要承认这个东方他者同样有自己的历史和现实, 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和演说自我的能力与权力。只有有了这种认识, 东西方关系才能有一个根本的转变。” (姜智芹, 2004:1)。围饶后殖民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观也应运而生，并在几十年内发展迅猛，不少学者曾做出过精辟的总结，“不少后殖民学者认为, 在解殖民化的民族身份重塑和对后殖民时期霸权文化侵略的抵制过程中, 面向英美读者的异化翻译文本具有颠覆殖民意识形态的解殖民化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