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庄子，判圣人者也”

阳挤而阴助之”的观点以来，认为庄子思想是“矫时之弊”之说也随之兴起，王安石、王雱、林希逸等均持此论。“矫时之弊”观点的提出，出于宋代儒家引庄入儒的需要，也是沟通儒道的一种重要方式，实为宋代儒道关系中对庄子学说较为普遍的认知。但二程对此说提出异议，而认为庄子是判圣人者，“庄子，判圣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矫时之弊。矫时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矫时之弊者也，其有异于圣人乎？抑无异乎？庄周、老聃，其与伯夷、柳下惠类乎？不类乎？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此言异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也。”二程在此明确认定庄子是判圣人者，根本不是世人所说的为了矫时之弊，其理由有二：一是矫时之弊不一定非要采用如庄子那样对儒家孔子进行猛烈批评奚落的方式，像伯夷、柳下惠都通过自己高洁的行为对现实社会表达了不满，都属于矫时之弊之人，但他们就没有发表过违背圣人的言论，庄子老子则不然，因此庄老与伯夷柳下惠不属于同一类人；二是庄子的言论中自有可取之处，但庄子的思想亦仅属于“小道”，虽有可观者，但致远恐泥，非道之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