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学淇于《竹书纪年义证》一书中，对《竹书纪年》的相关记载作了细致考证，对当时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涌现，以往的这些争议逐渐明晰。新材料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也进一步体现了雷学淇《竹书纪年》著述的重要借鉴价值，不少学者注意到许多观点于雷氏《竹书纪年义证》中已然提及，并利用新材料援引、补证雷氏的观点。

1.出土简帛文献可补证雷氏的观点。今本《竹书纪年》：“王立褒姒之子伯盘为太子。”^[20]“伯盘”，《春秋左传正义》孔颖达《疏》引束晳说：“‘伯服’，《（汲冢）古文》作‘伯盘’。”^[21] 雷学淇考证“盘”“服”二字，进一步明确文献作“伯服”，是“服”与“盘”的形近字相似而致讹误。^[22] 清华简《系年》第二章：“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平王，王或取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盘。”^[23] 明确褒姒子为“伯盘”，与《竹书纪年》记载一致，雷学淇的按语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