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由于面对任期约束，在职官员往往会进行策略规划，极大化其“任职回报”。因此，任期不仅是官员的机会集合，更会塑造其行为激励，影响其施政方向，进而影响宏观经济形势。有别于“固定任期制”下的官员可以安排最佳的“表现组合”，“弹性任期制”下的官员因任内随时迁调，没有明确考核节点，使他们难以有所规划。官员基于理性抉择，接任不久便须争取表现，但之后若无法顺利得到升迁或调整，政绩压力必将增大，因为错过一次机会，未来机会将减少，更要努力拼搏政绩，次年若未升迁，过程又将重来一次（耿曙等，2016）。相比之下，“跳板城市”的官员，一方面可以根据往届获取的信息就是其任期必定不长，但又无法知道明确的调动节点；另一方面，相比于其他城市，他们有更高的晋升概率，因此，其必须在任期开始而不是逐步加码，即尽一切可能整合其所能控制和影响的经济与政治资源以求短期内即可做出政绩，又由于不知道具体的调动节点，更加无法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