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视角下的得与失
1、社会经济局面繁荣
南京国民政府为了便于掠夺垦区粮食和牧区畜产以及进一步加大对蒙古地区的统治力度，不但奖励开垦，甚至还与试图侵略中国、控制远东的沙俄帝国主义列强相互勾结，修建中东铁路。从客观角度来讲，随着铁路在全国范围内的修筑，蒙古地区与国内外各地的经济交流也逐渐频繁。
开垦带动汉族移民的迁入，带来了内地相对先进的农耕技术，哲里木盟等被开垦地区开始种植小麦、玉米、红薯、土豆等农作物，种类增多、改良农具、建设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等均有利于种植范围的扩大和农作物产量的提高，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蒙古牧民的粮食需求，也缓解了出塞饥民的生存压力。俄国学者波兹德涅夫游历内蒙古时，所见巴林人已全部从事农业，而且蒙古人还从汉人那里学会了养蚕缫丝。[4]（P428、255）汉民也从蒙民那里学会了畜牧饲养，改进了蒙古牧民“既无畜舍设施，也不进行饲养干草的贮藏”等粗放式畜牧方式，实行备草圈养的集约化畜牧方式。[5]（P104）“在游牧经济生活之蒙民，本无商业可言”[6]（P267），农业的发展也不断带动商业、手工业、金融业以及传统畜牧业等的发展，因此出现“蒙旗地开放愈早，其旗愈富”[7]（P80）的局面，即被开垦地区相对于未被开垦地区要富裕的多，提高了蒙古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蒙古地区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
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在各旗县内设立蒙租征租局，从开放地内征收每垧地每年三角的蒙租，其中六成称为报公银，纳入国库[8]（P121）。在被开垦土地上收纳的租税等大大增加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南京国民政府准备抗日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支持，间接上促进了民族解放与独立。
2、蒙地经济可持续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在内蒙古地区虽然标榜“欲提携蒙民开发生产”，但却采取大规模的四处游耕和不注重对蒙地施肥等垦种方式，再加上内蒙古地区先天恶劣的内陆地理环境与大陆性气候的影响，造成当地大片肥美草场被破坏，导致“垦地日广，牧场益狭，…蒙官之利渐失，蒙民之生计日蹙”[9]（P13）的局面。草原传统畜牧业遭受打击，牧场缩小，蒙民生活艰难，畜牧业劳动力减少，这对当今具有蒙古少数民族特色的畜牧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消极阻碍作用。
（二）社会视角下的得失问题
1、社会局面稳定进步
“绥西屯垦”以前，后套土匪遍地，窃盗丛生，棒子队到处横行，离城五里就不太平。数年来屡经土匪蹂瞒，遂致疲惫不堪，货弃于地，民不聊生”[10]（P303）。蒙地开垦政策的制定也有为了缓解内陆地区人地分布不均和自然灾害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因素，因而这一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内陆地区的社会安定与进步，减缓社会动荡问题。
蒙地开垦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被开垦地区的社会基础事业的进步与发展，促进思想文化的解放。张学良在东蒙古实行大规模的军垦，加快兴安区警察设立的步伐，有利于治安稳定；修筑洮索铁路、铺设公路，完善基础设施；1929年在王爷庙设立东蒙学院，招收蒙旗子弟，实行分级教育，培养地方人才。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日本分别在蒙古地区建立蒙疆政权和东三省地区建立伪满洲国政权，积极发动“九一八”等一系列侵华事件。在蒙古被开垦地区从事种植业的人民扮演亦农亦兵的角色，闲时耕作，战时作战，一定程度上为巩固北部边防提供大量的兵力，有利于缓解北部边防力量空虚的严峻局势。
2、内蒙地区社会矛盾尖锐
由于蒙地开垦政策深深触及到蒙古广大基层劳动人民最根本的土地权益，于是爆发了广大劳动人民参与的抗垦运动，其中规模和影响范围最大的是哲里木盟科左中旗嘎达梅林领导的武装抗垦起义。同时那些在商业城镇里破产的蒙古人更是“以干粗活、卖淫、乞讨和劫掠为生”，社会阶级矛盾激化，造成社会动荡。科尔沁地区叙事民歌《赶走屯垦军》表现出蒙民对传统草场的深深热爱和对屯垦军的强烈不满。
传统蒙古上层贵族一方面因为自身土地收益被国民政府分割含有不满情绪；另一方面由于蒙地开垦损害了蒙古民族的土地利益，具有民族压迫性；再加上广大基层人民的抗垦运动带来的压力，1928年9月以察哈尔地区杭锦寿、纪伦等为代表的蒙古代表团前往南京国民政府会见要人，提出“将与各县接壤之未开垦或开垦不完全之牧地一律返还所属各旗，以作为蒙古人生机和自治之用，不得擅自开垦蒙地，以永久保护蒙人之生活”[11]的要求，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拒绝；1929年3月锡林郭勒盟王公等也召开会议，向国民政府提交“维持蒙古民族游牧生计，凡内蒙未开垦之地不得藉何等名义再行开垦，其已开垦者，土地所有权仍有蒙人自主”[12]的强硬呈文较为充分的反映了蒙古各阶层反对垦殖的普遍愿望与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