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三年在南宋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拐点，宋王朝由战走向和，由乱走向治，笔者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梳理有关绍兴十三年南郊祭祀事件的历史文献，探索宋高宗“以陶木代铜玉”的历史背景和缘由，并试议“以陶木代铜玉”的合“礼”性。

一、绍兴十三年南郊祭礼在《咸淳临安志》中的记载

国家大事，在祀与戎，尽管宋朝始终面临强敌环伺，但宋朝皇帝依然热衷于祭祀，“祖宗以来，每岁大、中、小祀百有余所，罔敢废阙”[i]。在众多祭礼中最隆重的祭祀典礼要数皇帝亲行的冬至南郊圆丘祭天之礼。唐代天宝年以后，三岁一郊，北宋沿袭这一惯例[ii]，但是，靖康之变后，大规模的南郊祭祀中断，直到绍兴十三年（1144），宋高宗即位的第十八年，南宋朝廷才在都城临安正式举行南郊祭礼[iii]，《咸淳临安志》详细记录了这次典礼的盛况：

是年（注：绍兴十三年）六月降，诏曰：朕嗣膺历服越在东南，深惟累圣之呈宪，必遵三岁之亲祠，四㳙路寝之筵，久旷圆坛之礼，今日上穹垂祐，边境修兵，寇盗弭宁，民俗康阜，日致慈宁之孝，岁收高廪之丰，格此多祥，敢忘大报见 祖， 祢于諸室，合丘泽之一祠，嘉与臣工，共图熙事。朕以今年冬至日有事于南郊……始用元祐郊礼，合祭天地，设大神大示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位，并从祀诸神凡七百七十有一，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二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iv]

笔者注意到一个细节，这次典礼使用的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可见，当时南宋朝廷财政之拮据。然而，用“陶木”代替“铜玉”是否仅仅因为南宋财政紧张？这场祭祀花费几何？宋高宗为何要要在此时举办这场大规模祭祀？笔者就这些问题做了一些思考。

二、绍兴十三年南郊祭祀的背景——南宋朝廷财政不充裕

宋高宗受命于危难之间，仓促即位。随后一路南奔。

（建炎元年）五月，王即位于南都。六月，奉銮舆狩襄、邓。十月，上遂幸维扬。三年二月，粘罕遣五千骑犯扬州，上幸杭州驻跸。三月，苗傅、刘正彦谋逆，以上为睿圣仁孝皇帝，居别宫。四月，傅等败，上进幸江宁。冬，兀术入寇，上自明州幸海。四年春，始还越州。绍兴二年正月，以漕运不继，复移临安。冬，兀术入寇，上幸平江。明年虏退，上复还临安。六年秋，刘豫入寇，上进幸平江。七年春，幸建康。秋，郦琼叛，八年二月，复奉上还临安。其冬，秦会之独相，自此不复迁都矣。[v]

寥寥数语勾勒出高宗逃难时的狼狈，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八年定都临安，十年光阴都在漂泊之中。外有金兵压境，内有苗傅、刘豫作乱，在朝廷稳定下来之前，祭祀等一切无关军事、民生的事情理应一切从简。史书记载，绍兴八年之前，宋高宗只有在扬州于建炎二年举行过一次南郊祭礼，当时北宋的祭祀礼乐之器已被金兵在靖康之变中一扫而空，所剩无几[vi] 。高宗南下“庶事草创”，只好“诏东京所属官吏奉祭器、大乐、仪仗、法物赴行在所”[vii]。无奈这些劫余之物已非精品，可依然在高宗离开扬州，再次逃难时损失殆尽。

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宋高宗没有精力举行冬至圆丘南郊祭祀。一来北宋朝廷的家底早已被金人洗劫一空，礼器尽毁；二来南宋战事频繁，耗费巨大，与此同时，社会经济萎靡，民生凋敝，宋高宗不得不经常减免赋税以稳定民心，可谓“损有余而补不足”。因此，在建炎四年，韩肖胄建议在“国用未充”的情况下“相度裁定，省樊就简”地恢复诸神之祀[viii]时，宋高宗原则上议定出四时祀神的办法，但实际并未全部执行，遑论规模巨大的南郊之礼。

但是，当秦桧主政，定都临安之后，一切都悄然发生着变化。虽然战事仍在持续，但是主和渐占上风；虽然社会依然动荡，但是民生已在恢复。大量南迁之人给南方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当政局稍稍平稳后，市场和贸易又开始活跃起来。尽管此时和北宋时期不可比肩，但已不复南宋初年时的惨象。绍兴十二年，宋金划界休兵，达成和议。兵事既然告一段落，祭祀又被提上日程，和建炎二年仓促成礼不同的是，宋高宗需要一场隆重的祭祀来告慰祖宗和天地，宣示来之不易的和平与胜利，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与宋朝国祚之延续。于是，绍兴十三年的那场南郊祭礼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尽管战争已经偃旗息鼓，南宋朝廷“与民休息”，但这时宋金和议才过去一年时间，百废待兴，诸事繁杂，国家机构尚在筹建，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财力铸造礼，所以，当礼官提出祭典需用铜器九千多件时，皇帝裁决只由平江府烧造约二百余件陶礼器应付；铜器只有爵 ，由建康府铸造；竹木祭器由临安府制造（其后又增加了铜鼎、玉圭等，由文思院制造）[ix]史载这次典礼花费缗钱十余万[x]，和北宋皇帝动辄几百万缗的土豪金[xi]不能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