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整风失败的客观原因是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整体上看，党的地位由局部执政变为全国执政，党外人士与党的关系相应地由同为在野党的共同反对独裁统治的同盟关系变成了参政党与执政党的关系。在这个大关系下，还存在着党内外知识分子与军转干部的矛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海归与留苏海归的矛盾。参与其中的矛盾各方都没摆脱历史周期律的魔咒。黄炎培谈到的“人亡政息”、“政怠宦成”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二是“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干部人才渐见竭蹶”。应该说领袖们对此头脑是十分清醒的，尤其是对第一方面的预防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是及时的但已经力不从心。因为第二方面的变化太快太大，尽管做了最大努力但“干部人才渐见竭蹶”的局面没有多大改变，使得在第一方面的预防措施根本无法全面覆盖，实际上“裸奔”的反倒成多数。在此情况下，一方面百废待兴，一方面基层执政水平差强人意，三反五反虽卓有成效，人才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问题是客观的。因此在党几经号召党外人士给党提意见后，批评开始井喷，别有用心的人乘机推波助澜，甚至提出小知识分子领导不了大知识分子、轮流坐庄观点。同时国际上，苏共20大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波兰、匈牙利政变等事件无法不让刚刚建立政权的高层保持警惕。由此可见清代学者说的不知古人之事不可妄论古人之文辞，虽知古人之事而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古人之文辞也，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就不难理解整风转向反右的决策了。不幸的是，带着情绪的批评和别有用心的攻击并无天然界限，结果在基层，有些军转干部认为自己就代表党，给他们提意见就是反党，就是右派（当然也会掺杂挟嫌报复的私心），反右扩大化成为必然，从此“大老粗”成了工农兵干部政治正确颇为自豪的荣耀标签。两次整风知识分子均起到了催化剂作用，但方向相反。
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稀缺性决定了其自负的性格，加上对学而优则仕的曲解，当不上官就有怀才不遇的情绪。于是乎总觉得拥有批评的道义正确而没有自我批评的自警。但古人大多不过有一点小情调倒也无伤大局，可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使知识分子转而向文化领域寻找落后的原因，于是开始怀疑乃至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尤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播和推崇，推演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认为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的时空网络上的坐标是落后的，要想救亡图存只能否定本土文化，引进西方文化。于是大量盲目引进西方文化并在翻译介绍时按自己意图夹带私货，对本土文化乃至社会意识形态造成了严重危害。
心理学告诉我们，从来不存在不带主观倾向的认识。因此，实事求是不只是态度问题，更是认识水平问题。知识分子把自己禁锢在各自的知识范畴，自以为是实则偏颇。如1957年的整风时期，西方敌对势力对红色政权不遗余力地封锁扼杀，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压制，共和国诞生不到八年，要清剿残余反动武装，要打朝鲜战争等等，不足在所难免，提意见也是正常，但看不清形势，辨不清是非，妄论中央僭越政治原则底线也是事实。所以对整风的失败知识分子并非那么无辜。
社会现象循环往复有时会惊人地相似，知识分子对新文化运动、整风中的过激做法不但没有反思，反而在改革开放初期再次把西方理论视为圭臬，不同的是比新文化运动时期更便捷——翻印旧书发行，纸虽新纸，文是旧文。马克思主义需要不断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中国文化紧密结合。而有些知识分子却坚信必须用一百年前的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指导中国现实经济改革实践，迷信西方经济学的曲线，数学模型，数量化，不但自己丧失了与不同学派进行学术交流与对话的信心和勇气，而且恣意践踏本土一切文明成果，尤其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事实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看着曲线管理经济。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主要内容之一，写进1980年3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准则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有关做法进行了一系列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