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地理图说》是清朝乾隆中期记述当时南疆区域内人口、官制、物产、民俗、和事件始末的回疆地方通志，成为后世学者了解和考察天山南路各个方面情况的重要参考资料。不过，由于该书未经官方收录，书名也是后世者命之，列入私家藏书之类，后屡经抄刻复印，辗转传播于原南充师范学院图书馆及美国；加之出自近代学者缪荃孙收藏、李文田之批注，当代学者阮明道笺注，刘景宪为之翻译满文部分，其注解之详略与价值可谓集焦点于一处，取得一定成果。但是，反观该书撰者之姓名、身份、生平事迹等多成为史学疑案，对于该书的史料价值，兼有可采与可辨之处，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种围绕书与人的复杂情况及二者间产生的强烈反差，鲜有个别文章论及,未引起学界关注。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就《西域地理图说》书名和版本源流予以梳理、对作者身份及回疆志关系、史料价值的褒贬，继续深入探讨，尽可能补充一些新材料，提供一些新视角，不足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一、成书背景分析

（一）治新政策的变化

从康熙到雍正七十年间，对于南疆及整个新疆地区治理政策是动态的变化过程。康熙三十五年( 1696) ，哈密维吾尔人首领率众归附，康熙皇帝认为“回子风俗与蒙古无异”“应将伊属下人照各部落编为旗队……食俸掌印”。[[i]]迨至乾隆朝治理新疆，采取由甘肃总督到伊犁将军过渡之法。乾隆二十四年( 1759) 初置陕甘总督管辖新疆，将安西道迁驻哈密等地，于伊犁、叶尔羌等地添设文武官员。二十五年( 1760) 初，乾隆皇帝恢复陕甘总督建置，在新疆设伊犁将军。此年九月乾隆对于兆惠奏事批曰：“喀什噶尔办理回众事宜，仍循其旧制，节制于伊犁将军，后遣大臣一员协助管理……俱着传谕知之。”[[ii]]对于回部地区间接统治，各城分设伯克管理具体事务，统于驻扎将军之权限内，征收赋税，以节省统治成本。为此传谕兆惠，“办理回部，择其有功而可信者，授以职任，管理贡赋等事，具奏请旨。”[[iii]]对于其统治：霍罕在鄂什、喀什噶尔西北八百八十里……诸城皆有伯克，众咸听命。[[iv]]另一方面任用回人为总管，采取各城分设头目、分散管理的办法，同时在各要地分设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等员，分管改地军政事务，正如乾隆诗文曰：“本朝文轨期同奉，味谷寒暄重细求”。另外据阮先生考按书之下限为乾隆28-29年，时值伊犁将军初设，第一任伊犁将军明瑞执掌北疆时期。

（二）大清一统志二次撰修的影响

郭丽萍认为：“嘉道西北史地研究的兴起直接渊源于清代新疆方志修撰、西北史地之学的影响。”[[v]]此书因记南疆各地之社会状况，广义上可视作南疆地区的方志著作。乾嘉一朝，受时代学术之潮，传统学术中缺乏实测手段的支持，重于文献考证，很难获得亲历目验与实地考察的机会。乾隆二十四年，清朝完成西域的统一，随着版图的扩大，熟悉各省状况，又是清朝政府所必需的，回疆地区“土地险易，民俗物产旧籍无考”，不利于地区之治理。因此清代官员到新后，为了尽快了掌舆情，供施政之助。“乾隆二十九年开始进一步修撰的西域新疆统部，体现西域大一统版图,从而顺从国家大一统的纂修宗旨。”[[vi]]就乾隆一朝记述西域史地的重要文献而言，有《平定准噶尔方略》《西域图志》《回疆志》《西域闻见录》《西域同文志》等，整体上作为其官私史籍的一部分，都是清政府治理新疆，揽朝理政，划一社会秩序，重视文化、志书修纂的使然，也为此书的撰写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土壤。

二、书名与递藏源流

通查各种官方与私家目录之书，总体对于西域地理图说的著录、提要也是鲜而述之其收藏的状况、递藏的源流、以及总体状况予以梳理。此写本内框21.6cm ，横13.9cm ，是根据原作底稿誊抄的写本。[[vii]]从图记印记分析，其辗转流传据注本所记大致为：袁永慕堂图记最早，九钟精舍藏书（即吴士鉴1868-1933）在后，后缪荃孙所有，李文田借抄并批阅，并以同书异名分藏传至国内外，但繆氏藏书中未及收录，查其原因可能为：（一）《艺风堂藏书记》乃目录性著作。目者即图书的篇名与书名，录者即称序录、书录，合之目录者有目有录，此书不题书名撰人，又如何据以入目而录? [[viii]]（二）缪氏与李氏向来有师生之谊，因而李氏为其定书名，考作者， 并有“ 题此以归编修” 一语的由来。对于其著录，也是信息极有限。阮氏注本，并未对于袁永幕堂图记的情况予以深入，经笔者查阅比对他书以此题款之印章，当为袁昶。 查《古籍总目》史部著录袁氏《永嘉堂藏书目录》为：“凡六卷附目录碑目一卷，清袁昶藏并撰有篆文印”。与是书图记相吻合,则是书经过袁氏所藏所见当无疑，并且从《图说》两印记颜色墨迹判断袁氏收藏时间早于吴氏。关于袁昶(1846--1900)，姓袁氏，讳昶，“初名振蟾，字爽秋，今浙江桐庐县人。光绪二年进士，博通掌故，授户部主事。光绪十八年，以员外郎出任徽宁池太广道。……二十四年，迁陕西按察使，未到官，擢江宁布政使，调直隶。未几，以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行走，授光禄寺卿，转太常寺卿。”[[ix]]考其生平，其事迹多著于《太常袁公行略》《毗邪台山散人日记》《晚清名儒年谱》等兹不赘述。

回族古籍整理大型丛书：《回族典藏全书总目提要》[[x]]也未及著录相关状况。

 缪荃孙^‚《嘉业堂藏书志》《四库未收书目》皆著录《回疆志》。

《中国丛书综录》《丛书广录》也未见零星记载，可能当时是书未予刊印流传。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嘉庆十四年成书之《新疆志略》，著录佚名，清抄本。该书记述南疆官制、屯务、钱粮，书后同《图说》附有满文的部落名称，核查其内容，无明显差异。当抄自图说，但小部分内容又有差异。

三、作者身份蠡测

（一）初学汉语分析

因该书原始面貌著录为佚名，最早李文田认为其盖为八旗望族所作，但未提出任何证据，后之马大正先生也从此说。但从逻辑来断，诸家立论之依据在于书之内容有满语、汉语相兼之状况，书写格式一反惯例，从左至右记述。再者部分汉文字错脱误倒，故而阮先生进一步定性其作者为初学汉语的满族八旗子弟。笔者认为“初学汉语”此说值得商榷，并且蠡测作者系为官人士。理由内证如下：一方面来说，其记载文笔通达，对于南疆地区是了然于掌，不能与沿袭故纸者。观其述总是记曰时合丰年，人民安乐，各回城战事渐平，国境外各族归附，其记载各族有：鄂特巴什、鄂罗斯、布哈尔、孔喀尔、霍罕( 浩罕)、巴达克山、温( 痕) 都斯坦等。以上地区有些是当时的旧名, 因资料匮乏，缺乏论据支撑，现不可考。有的为独立政权之部落， 有些今为小地名，如吹塔拉斯，后属哈萨克， 塔什罕( 干) 。有些是译名不同而后来又另有名称。据《高宗诗文十全集》所载，对于葱岭以西的部落记载，以布鲁特与哈萨克为主，然而《西域地理图说》有上述之部落之记载，都详其地址、人民、政治、经济以及旅途路程所需要的时间，诸如所记：由爱乌罕地方, 为回人部众，该属有希希哈…… 等水陆十五州郡，“善于水战， 陆战亦强”；另外记述生活状况则曰：“人稠地窄，可种田稀，多依畜牧为业；差使资贡，瞻仰圣言”等。书中有不少关于准噶尔普尔的记述，涉及当时葱岭以西霍罕等诸部落的钱币，温都斯坦之金银材料，此等详细之记载，非亲身生活或目验所不得。另一方面，八旗望族与初学汉语本身就是矛盾的，其理由有二：从乾隆一朝之文化整体状况来看，官方史书编纂受现实政治的影响较深，官修方志写成后，大多及时印刷，有的还会再版。私人未刊之书，稀厥不一，价值日后才识。尤其乾隆朝皇权最为集中，研究乾隆朝的官修国史，现实政治问题置于首位。此外，修史机构的不断完善，更直接影响史书的撰写。[[xi]]八旗自入关以后，满语在相当多的将领大臣中已经生疏。如明瑞将军任上，乌什办事大臣、副都统素城系满洲要员，其满文奏折竟“有不成话者”，乾隆三十年伊勒图进京奏事，皆说汉话，全不以清语为事，饬令“尤当以娴习技勇、清语为要”。从侧面来讲，乾隆帝认为各城驻扎满洲大臣的一切文移，都应用满文，“若清语不熟，致失满洲体制，毕为回子、哈萨克诸部所笑矣”下令”及驻扎各城大臣,黾勉肄习”。[[xii]]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满洲官员汉语之水平，远甚于国语，“嗣后大员回事接谈之际，务演习清语[[xiii]]。”虽有部分汉字之错误，但就整体而言就该书文中所记也可看到是书记载文句简练、择要分述，措词不虚美之处。再者从旗人著述总体特点与特征来看：同时期的著述来看，无满汉相间之记载之先例，下层人士几乎无条件与可能，正如《御制皇舆西域图志》序言：回部之人皆在廷执事，而国语切音译外藩语又甚便且易，但历来西陲之地，语言不一。“是书字迹有改动情况，笔迹字体也略有不同，书名也是后来者命之，系出自多人之手”不能因为部分字迹之错讹而断定，因为最早所见之本，可能非原始本。由此是书作者之汉语水平之说断，似为不妥。另外所记有18页满文抄件，汉语数量显超过满文，且满文所述之多为当时未归附清朝的境外交通一节，突出的是增加时人对于中亚一带之认识，不能因为有满语之记述，而断之为初学汉语，不排除有删节、增纂之可能，此点可从经多人手笔抄写中可窥一般。

（二）为官喀什噶尔

上文已述及清朝对于回疆的治理政策，从行文的线索来看：是书篇目从南疆地区的城村户口、官职制度入手，记述当地的征收税赋、流行的钱币与各地的经济状况，平叛前南疆各大城的贸易行规，可校诸书所记。继而叙述当地之土产时贡与衣冠服饰等桑生活风俗概略，对于外夷情形、垂古胜迹二个部分，虽记载较前为简略，但依据文章布局当为“导受风化礼体，以觅永久之荣华，而图源远之昌泰”之意，从整体来看，布局紧凑，非初学汉语之人所能深谙，身为一名朝廷官员理性评骘新疆的历史事件与政治生态，此亦吻合一个自然人对新事物，由浅入深的认识规律和著述特点，作者首先是作为一个为官之人。第一，其对官职相当熟悉，对回部原有伯克之职名，职务及军规、行刑之律，清朝所定之诸伯克职衔数，铸阿齐木伯克图记，以及所用之器械军装的记述，详细备载。只有为官喀什噶尔，才有此认识，如乾隆谕曰：“擒获逆酋后，仍另选本处伯克令其办事。”第二，对于将军兆慧之奏事具悉来看，“喀什噶尔城其地简要冲繁不同，将军兆惠等初定拟伯克时，俱其地方之必不可少者，添裁设立，各城或有或无者不一”就此条记载，据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兆慧之奏言：“各城及村庄绘图呈览，并将设定官职、征粮铸钱及驻兵分防事宜列款具奏”[[xiv]]又此书载：“次奉军机处大臣议以可行具奏，奉旨以议……确查哈尔沙尔、辟展等回人之伯克，民丁离散，已绝论其伯克矣,故此两处无伯克职衔字号；自新疆平定以来，兆等仰体圣主柔远之意，议定正项钱粮多数，以缓民力”由此可见作者对于上层官员之事迹及官场职衔设置明晰，文字背后从思想上对于兆慧赞赏有加。然而对于伯克贪婪残暴之统治，目见详叙，罕见于他书，也是熟悉官场之例证。第三，所述“现今辟展以西各部回城通用者制钱”、“素闻西域有使金钱者”从文中所记还可寻求到内证如下：垂古胜迹部分记录各回城古迹名胜时，惟独之述喀什噶尔南一处城址与高宗时御制诗文碑三座，大概作者认为古城遗址反映“先王之威仪”，也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但为何喀什噶尔城旧址与三座记功之碑并列一节记述之，大可安排至城村户口一节记之，这一定程度体现作者撰述的取向，也可窥为官之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