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依靠出口导向型战略，中国出口贸易迅速发展。尤其在步入21世纪之初，中国入世以来，出口量大大增加，出口额由2001年的2660.98亿美元攀升至2008年的12177.76亿美元，8年间增加了357.6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中国的出口贸易迅速扩展，全球范围内的进出口贸易都大幅提升。因此对出口贸易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同时学者们关注的更多的并不是出口量的增长而是出口“质”的增长。出口质量的增长则指的是出口技术结构的提高，这样的出口增长才更加有利于已过经济的发展。真正关乎一国长期增长的不是出口数量，而是出口“什么”， 即出口质量和技术结构。如何有效地设计指标，合理度量出口技术结构，考察其影响因素，是国际贸易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出口贸易与出口经济绩效的关系一直是国际贸易理论和经验研究的一个焦点，分析出口技术结构实际上也具有理论意义。就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来说，自由贸易对贸易国双方都是有益的，可以增进两国的利益，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就长久而言，自由贸易对发达国家必然有益，却使发展中国家固化在低端甚至是初级产品的生产上。所以，长期而言自由贸易并不能真正的促进发展中的经济增长，反而抑制了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与进步。所以，一味的遵循自由贸易的原则中国容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最终导致贫困化增长。
出口技术结构的改善是有效提高发展中国家出口质量的方法，所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日益深入。本文也从该角度入手，简要谈论影响出口技术结构因素的变化，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进行对比，并得出一些对发展中出口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建议。

二、文献综述
对出口技术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测度；另一个则是，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变化的影响因素的分析和研究。
目前关于出口技术含量的测度方法主要有技术分类方法和指标方法。技术分类方法包括Lall(2000)提出的分类标准；而指标方法包括出口技术复杂度、修正出口技术复杂度以及出口相似性指数等。
在技术分类方法上，Lall（2000）综合考虑不同产品生产的要素投入、技术活动、规模经济、进入壁垒以及学习效应，对已有这些分类标准进行了合并和拓展。该分类方法相对清晰，反映了出口产品的技术构成。在指标分类方法上，首先是最早由Lall、Weiss和Zhang(2006)（一下简称LWZ）提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方法。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基于这种基本原理，LWZ首先定义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得分( sophistication score)，等于出口这种产品的所有出口国家或者地区的人均收入的加权平均，权重是各国的该产品出口额占世界总出口额的比重。因为大国可能生产的多数产品并没有出口而是留在国内消费，而小国可能生产的大量产品都用于出口，因此在用出口额做比重是并不能有效进行每种产品平均技术复杂度的估算。所以之后很多学者虽然基本上都以人均收入的加权平均作为技术复杂度的指标，但权重选择亦都有所不同。Rodrik（2006），Hausmann、Hwang和Rodrik(2007)，Xu(2010)，杨汝岱和姚洋(2008)等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出口复杂度指数进行了修正。这里统一称为修正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Rodrik(2006)，Hausmann、Hwang和Rodrik(2007)以各国出口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为权重，计算某一产品所有出口国的人均收入的加权平均得到该种产品的技术水平PRODY。
正是由于出口复杂度测度方法的不同，关于中国出口结构是否提高，不同的学者们得到相反的两个结论。一个结论认为，中国出口技术结构大幅提高。如Rodrik(2006)运用Hausmann等（2005）构建的出口复杂度指数对中国出口品进行研究后发现中国出口品的技术结构已经大大领先于其经济发展水平，与比其人均收入高3倍的国家相似；Schott(2008)通过相似度指标进行研究后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其甚至指出中国的出口技术结构与发达国家更为相似，与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大的偏离。而另一种结论则认为，我国出口技术结构并未显著提高，甚至处于不利地位。如张杰、刘志彪等（2008）指出，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产业转移与外包主导下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我国参与到其中的低技术、低创新、劳动密集型的低端生产制造与组装环节，造成我国出口技术含量提升能力相对有限。
关于中国出口技术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既有跨国层面的也有仅仅基于中国一国国内的研究。从跨国层面看，Rodrik(2006)通过面板数据分析得出，出口技术复杂度与人均收入显著正相关，但控制人均GDP后，其与人力资本有较弱的正相关性，与制度质量没有相关性。Hausmann 等(2007) 发现，人力资本、国家规模对出口复杂度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在控制人均GDP后，以法律规则指数来测量的制度质量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并不显著。Wang和Wei(2008)根据对中国不同城市出口产品数据的分析，发现人力资本促进了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政府对高技术区的政策有利于提高出口复杂度。Xu 和Lu( 2009) 发现，中国的出口复杂度与来自OECD 国家外资企业的加工出口份额正相关，而与中国内资企业的加工出口份额负相关。祝树金等( 2010) 采用跨国面板数据发现：自然资源丰富并不利于出口产品技术升级，但与制度质量之间存在互补性，两者的交叉项显著为正；FDI和进口贸易促进了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而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这些因素的影响有差异。
尽管现在研究已经基本上都分析出来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但是由于研究还不是很深入，多少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有些研究均认为人均GDP是解释出口技术结构的主要变量并将其纳入回归方程作为解释变量。其次，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知识资本积累对一国出口技术结构的上升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再次，回归变量在包含人均GDP的同时也包含了人力资本、制度质量等变量，人均GDP实际上反映了一国的生产率水平，而人力资本和制度质量是影响生产率的主要因素，许多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研究文献提供了相关经验性证据。这样就会导致模型估计的共线性问题。
由于以往的学者对于出口技术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相当完备，但是对于影响因素对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作用效果则研究的较少。所以，本文主要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技术结构复杂度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的不同。而且，本文将运用1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从时间和截面两个方面同时研究。在计算出口产品复杂度时，本文将剔除加工贸易对复杂度测度的影响，使结论更加接近真实。而且，本文选取最新的数据，即1999-2013年的数据来进行分析和研究。因为以往的文献，对于出口贸易技术结构的研究选取的时间最近的是到2008年，也就是金融危机的爆发。而本文则从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恢复后开始研究，用到最新的数据，一直研究到2013年。并且本文另一个重要目的是要进一步分析，世界经历过金融危机后，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因素是否发生改变。笔者将从G20峰会中选取16个国家，分别是8个典型的发达国家和8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都是经由联合国明文确认）来进行对比，以此来看影响出口贸易技术结构的重要因素是否对不同发展国家的影响效果不同。并且根据得出的结论，笔者个人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结构升级和经济贸易转型提出一些建议。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三部分，理论模型的构建；第四部分，出口技术结构的测度与分析；第五部分，计量结果与分析；第六部分，结论与启示。

三、理论模型的构建
根据以往的研究可以知道，自然资源、人力资本、研发投入、FDI、贸易开放度和基础设施等都对出口贸易结构有影响。但是，本文选取其中影响最重要的三个方面（陈晓华、黄先海和刘慧，2011），即要素禀赋（自然资源）、技术（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以及FDI。基于Cobb － Douglas 生产函数，本文主要从要素禀赋、技术因素、FDI来分析出口技术复杂度，基本的计量模型如下:
(1)

其中，下标i代表省份，t代表时期， 、 分别表示截面与时间固定效应，控制所忽略的省份和时间层面因素的影响； 是随机误差项。式(1)中，L表示取自然对数，R表示比值变量。LRendow、Redu、Rrd、Lfdi分别代表自然资源禀赋、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
上述解释变量的选取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影响机制：
首先是从要素禀赋方面考虑，主要是自然资源方面。自然资源是进行投入生产最基本的要素，但是其影响效应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富有的自然资源禀赋可以增加出口提高人民的收入，从而改善技术结构；而另一个方面，当自然资源丰富是，国家大量资本和人力流入利用自然资源生产的行业，不利于高技术复杂度的产业发展。这就是所谓的“资源诅咒”现象（王进永等，2010）。因此，丰裕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究竟是福音还是诅咒，学术界还未达成共识。一些文献认为自然资源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负相关（Sachs and Warner，1997)；也有文献指出，加拿大等国的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正相关，没有明显的原因指明丰富的自然资源会对经济发展产生破坏作用( Papyrakis and Gelagh，2003)。
然后是从技术因素方面看，有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两个因素。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是进行自主创新和知识创造的重要因素，可以直接促进知识资本积累，进而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从技术溢出角度来看，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技术吸收能力，尤其是对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技术外溢可以获得技术创新，进而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
最后，FDI是技术外溢的一个重要渠道，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间接投资，不仅仅是资金在国家或地区间的流动，还包括技术、经营管理技能等各种要素的流动，可以提升东道国的整体经济结构。FDI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可分为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直接影响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通过出口优势产品，增加出口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例，有利于吸收FDI的国家提升出口贸易技术结构。间接影响是通过技术溢出(如人力资本流动)，促进产业升级(竞争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提高出口复杂度，优化出口贸易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