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qikann.com/tougaod/index.php20世纪中叶以来，传统工业发展模式使人类社会的发展陷入了“经济—环境”相悖的怪圈之中，资源匮乏、环境恶化日渐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全球问题。我国正处在以重化工业快速发展为特征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能源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早在1978年Magat就指出，技术创新是解决环境保护与产业绩效权衡问题的重要因素。在日益详尽和严格的环境规制背景下，环境规制是否及如何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成为学者们所关注的重要课题。这里所说的环境规制是指，由政府部门为保护环境所制定实施的一系列法律、法令、条例、规定、计划、管理办法与措施等的总称，包括命令控制型、市场导向型和信息披露环境规制三类。环境规制要求企业投资于污染治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些投资可能挤占企业原来用于技术创新活动的资金；同时，环境规制通过对生产用环境资源收取费用，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企业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能降低生产成本。因此，环境规制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可能发挥着激励作用，但也可能存在着阻碍作用。本文拟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以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借鉴。
1.国外的研究
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最早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目前，国外学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1.1环境规制的负面影响及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
始于20 世纪70年代的环境保护运动，是以不断强化的环境规制为主要特征的。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使得企业对污染治理承担了相应的法律义务，企业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质资源，承担污染治理设施的购买及运营成本，以及其他环境成本。传统经济学认为，环境保护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必然会以增加厂商的私人成本、降低其竞争力为代价，环境规制将导致企业生产成本的提高以及产业生产率和利润率的下降。
Dension（1981）发现1972～1975年美国生产率出现大幅下降，其中16%的部分可归因于环境规制因素。Gollop和Robert（1983）分析了美国1973～1979 年二氧化硫排放限制政策对电力产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发现环境规制的实施使得企业转而使用部分低硫煤进行生产，从而造成生产总成本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Gray（1987）、Jorgenson和Wilcoxen( 1990)、Barbera 和McConnell(1990)等学者的研究结果均表明，美国对制造业的环境规制导致了产业生产率的降低。Conrad 和Wast( 1995)、Lanoie等（2001）对德国和加拿大环境规制影响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Alpay等(2002)还发现了环境规制对墨西哥食品加工业利润率产生负面影响的证据。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Domazlicky 和Weber( 2004) 使用美国1988～1993 年化工产业的数据，没有发现环境规制必然导致产业生产率增长下降的证据。
20世纪90年代中期，波特等人发展了传统的创新理论，在技术推动和需求拉动因素的基础上，提出环境规制因素（Porter和Van der Ｌinde，1995）。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在给一些企业带来直接费用的同时, 也会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产生创新补偿效应，从而可以部分或者全部抵消规制成本，并导致企业经济绩效和竞争力的提高[1]。
波特假说提出后，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这一议题引起学者们极大的兴趣，由此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研究结论有一定分歧。少数学者对环境规制激励企业创新的作用持怀疑态度，甚至认为环境规制导致企业的成本增加，抑制了技术创新活动（Bhanagar和Cohen，1999；Ratnayake，1999；Cesaroni和Arduini，2001)。然而，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支持了波特假说，他们发现了环境规制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大量证据，以下进行详述。
1.2 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
学者们发现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强度效应，规制强度越大，刺激力越强。Lanjouw和Mody（1996）最先发现，对环境保护的日益关注导致新的污染控制技术的开发；随着企业治理支出的增加，环境专利数量也相应增加。Jaffe和Palmer（1997）等发现，严格的环境管制对美国制造业R&D支出有显著的诱导作用。以污染治理成本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指标，治理成本每增加1%，R＆D支出增加0.15%。Brunnermeier和Cohen( 2003) 运用美国146个制造企业1983～1992年的面板数据，发现污染治理成本的增加与环境专利间存在较小但统计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污染治理成本每增加100万美元，环境专利增加0.04%。Carmen和Robert（2006)利用美国1989～2002年间127个制造行业的数据，检验了企业污染排放量和环保型技术专利之间的关系，认为美国环境规制政策能激励被管制企业创新。Hamamoto（2006）对日本制造业的研究、Arimura（2007）等和Lanoie 等（2011）对OECD国家所属企业的研究，均证明了严格的环境管制，是企业的研发活动的实质性驱动力量。
研究者大多关注环境规制的整体性特征，如强度、严厉性、灵活度和可预期性等对技术创新的影响。Vollebergh（2007）[2]在一份OECD报告中指出，环境规制整体而不是个别环境政策对技术发明、创新和扩散有影响。Frondel等（2007）的研究表明，在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方面，政策的严厉性最为重要，政策工具选择的重要性次之。关于不同政策工具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许多研究表明，排放交易系统和碳税在促进技术创新方面的效果似乎优于管制，但也有不同意见。例如，Frondel等（2007）指出，基于市场的支持工具对于企业选择末端减排还是工艺变革无显著影响。Ashford等（1985）和Taylor等（2005）则提供了管制促进突变性创新活动的证据。
不同的环境政策工具具有不同的导向性。例如，命令-控制型规制能促进厂商根据标准进行终端减排（Kemp,1997；Popp等,2010），而基于市场的规制工具（如碳税和碳交易）则更多地促进生产技术创新（Jaffe等，2002；Requate，2005）。根据Burtraw（2000）的研究，美国SO2排放交易系统能刺激能源替代方面的创新。对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TS）实施效果的研究表明，ETS明显促进了电力部门对碳捕获、煤炭利用效率等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活动（Karoline S. Rogge等，2011）[3]。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还表现在对非环境R&D活动的挤出效应。例如，Richard K.等（2012）发现，严格的环境规制激发了企业在环境R&D方面的投资，但却减少了其他R&D活动。Giovanni Marin（2014）[4]等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