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庄子的哲学体系中,庄子主要研究了人的精神如何达到绝对自由的问题,他继承老子的思想,得出以探讨“有”和“无”为基础命题的哲学构想。《庄子•知北游》第二十二篇中云:“有生于无”,又云:“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即认为万物生于形之上的“道”,由“无”而生“有”,“形”有“神”所生,“神”有“道”生,道是万物的根本。“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故有欲以观其徼……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这里的“名”与“形”处于一个层面,都属于物质的,是将被“道”生成的。“无”近于道,庄子认为“有生于无形”由道而来,在辩证关系中“神“的空无与玄虚,正与“道”相通。而“形”则依附在“神”之上,“形本生于精”形体由精神生发得来,“形”不可离了“神”而存在,相反“神”却可以游离出“形”,可以不受“形”的束缚。
庄子从道的本体论的立场出发,从一开始就明确了重神轻形的形神观,这以观点一直延续到西汉时期《淮南子》的“君形论”那里,《淮南子•说山训》中说:“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悦;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亡焉。”[1]6 高诱注:“生气者,人形之君,规画人形,无有生气,故曰君形亡。” 这里的“君”就是指精神所在,后来很多学者认为顾恺之的形神观得益于《淮南子》,可见是有根据的,但总体观之,汉人观人的方法,根本还在于“骨相”,“汉代相人以筋骨”还未完全脱离对形的追求,这与汉代推进的黄老之术有关,道家的五行说使汉代形成了以五行推知体内,解骨相面的风气,王充《论衡•骨相篇》中就曾说到:“富贵之骨,不遇贫贱之苦,贫贱之相,不遭富贵之乐。”[2]112 说明汉代对骨相颇为重视,而在造型艺术的表现上,汉代则普遍呈现出朴拙,现实的造型特点。
魏晋时期,汉末政治的腐朽,频繁的战乱,个体自由的追求使得玄学思想得以滋长。名士尚玄,常常鄙薄形体,忘乎于形骸之外。魏初王弼从庄子的玄学思想中的“言意”之论中得到领悟,提出“得意忘形”的主张。《全晋文》中记述顾恺之曾为魏晋名士嵇康写的赞序中,有曰:“南海太守鲍靓,通灵土也,东海徐宁师之。宁夜闻室有琴声,怪其妙而问焉。靓曰:嵇叔夜。寍曰:嵇临命东市,何得在此?靓曰:叔夜迹尸终,而实尸解。” [3]303 顾恺之称赞了嵇康虽死然精神能超越于形骸之外,形尚可化灭,而神则可永存也,体现了庄子的“重德轻形”的思想,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嵇康等名士,为了躲避人世黑暗,
退隐山林,去追求自由精神和道德的完善,为所有有志之士所标榜,由此可见,顾恺之受魏晋玄学思想的的影响,形成重神轻形的形神观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一、“筌鱼之用”——顾恺之传神论基本立场的奠定
《庄子•外物篇》第二十六篇说:“荃(或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得鱼和兔,荃(或筌)和蹄者是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一旦获得此物,便可舍弃两者,犹如言语本是为了表述意思的,如果意已明白,那言语就显得不重要了,便可以“得意忘言”。顾恺之从小在扬州长大。也正是此时扬州一带积聚着一批清谈领袖,王弼、嵇康、何晏等思想界的领袖人物将本无派的玄学推向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一时谈玄论道成为主流意识。王弼一开始就主张忘“形”得“神”,他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所论述的言、象、意之间的关系时说:“夫象者, 出意者也。言者, 明象者也。尽易莫若象, 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 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 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 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 得象而忘言;象者, 所以存意, 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 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 得鱼而忘筌也。然则, 言者, 象之蹄也;象者, 意之筌也。是故, 存言者, 非得象者也;存象者, 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 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 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 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 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 得象在忘言。…… ”[4]609提出魏晋美学最为重要的主张“得意忘象”。这一思想正与引入《庄子》中的“得鱼忘筌”的概念,顾恺之生活在这样环境中不免受到玄学“本无”思想的熏陶。顾恺之的《魏晋胜流画赞》中写道:“人有长短,今既定远近以瞩其对,则不可改易阔促,错置高下也。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乘,传神之趋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珠,不若悟对之通神也”[5]120。这句话中引用庄子得鱼忘筌来说明,形象图写的真正目的为写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