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祠之铭并序碑》（以下简称《晋祠铭》）,李世民撰并书，镌于贞观二十年正月二十六日，是不可多得的书法妙品和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并以其文物史料价值驰名中外，今存太原晋祠贞观宝翰亭。历来评说《晋祠铭》者，多主张李渊太原起兵时祷于唐叔虞祠。兹略举常见者数家：
1.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卷二：
《晋祠铭》，太宗御制并书，行书，贞观二十一年七月。祠在今太原府西南四十里，距今太原县八里，而今县则古晋阳之故址，唐时为并州，为北都，为河东节度使治。昔人立庙于此，以祀唐叔。考之《北齐书》已有其名，而唐髙祖起兵尝祷于此。《册府元龟》：“太宗贞观二十年正月，幸晋祠，树碑制文，亲书之于石。”今存祠中。[作者简介：王卯根（1955—），男，山西介休市人，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汉语史及古籍整理研究。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683册，页744－745。]
2.清·周令树《重建晋祠碑亭记》：
晋祠之名始著于唐高祖以唐公起兵祷于晋祠。既定天下，立碑颂德，太宗自为铭若序，书而刻之。其辞虽铺张扬厉，不过言唐叔以懿亲分封，德泽久远而已。[ [清]杨国泰《太原县志》卷一三，道光六年刻本，页4。]
3.清·刘大櫆《游晋祠记》：
唐高祖盖以唐公兴，尝祷于晋祠。既定天下，太宗亲为铭而书之，立石以祟叔虞之德。[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卷一六，杭州古籍书店1985年影印清光绪十七、二十、二十三年上海著易堂印本，第四帙，页1083。]
4.吴云、冀宇《唐太宗全集校注》[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晋祠铭并序》题注：
晋祠：在山西太原市西南悬甕山麓，为周初唐叔虞封地。……晋祠处原有祠祀叔虞……唐李渊起兵时曾祈祷于此。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御制《晋祠之铭》，立碑于祠，以颂神功。
此书又于碑文“发迹神祠”句下释曰：
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在此起兵反隋曾祷于祠。神祠：《萃编》作“神邦”。
间或有学者以为祷于叔虞神祠者为唐太宗李世民。如明·苏祐《重修唐叔虞祠记》：
唐太宗义师之起，尝祷于祠下，贞观二十年有御制书碑在焉。[ [明]高汝行《太原县志》卷五，嘉靖二十六年刻本，页37。]
又见清·周景柱《太原晋祠记》：
唐太宗方起兵，祷谒祠下，既获神助，亲为文书焉，以刻诸石，由是而祠益崇。[ 《太原县志》卷一三，道光六年刻本，页16。]
张元成、袁汉城《晋祠之铭并序注》[ 希望出版社，2003年，此书不标页码。]则认为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晋阳，祈祷神祠。该书卷首介绍晋祠贞观宝翰亭云：
唐高祖李渊与儿子李世民从晋阳起兵时，曾在晋祠唐叔虞祠内祈求唐叔虞能暗中保佑他们父子，助他们一臂之力。
该书又于碑文“爰初鞠旅，发迹神邦”下疏解句意云：
此句是说，在向叔虞之神灵祈祷之后，我父子率军誓师，从唐叔虞神灵护佑的地方发兵南下，从此开始创立基业。
凡此诸说，均以为此碑乃李世民还愿之作，以至于《全唐文》、《山右石刻丛编》诸本“神邦”误作“神祠”[ 原碑“邦”用草书，传世刊本转相抄录，多讹为“祠”，盖因信“高祖起兵祷于叔虞神祠”之说所致。]。此说真伪关乎史料，涉及文本解读，实有必要澄清。
考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专记李渊太原起兵原委，竟于高祖祷于叔虞神祠之事不著一词[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称高祖兵兴，引大雅为记室参军，主文檄，则此书记三百五十七日之事，所得于见闻者当独为真确。”]。唐人著述提及《晋祠铭》，唯见太宗，不言高祖。如《元和郡县志·太原府·并州》：“《晋祠碑》在乾阳门街，贞观二十二年太宗幸并州所置，御制并书。”两《唐书》纂修时，有关高祖、太宗的起居注及实录尚保存完好[ 《旧唐书·经籍志上》：“《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温大雅撰。《高祖实录》二十卷，房玄龄撰。《太宗实录》二十卷，房玄龄撰。
《太宗实录》四十卷，长孙无忌撰。”《新唐书·艺文志》：“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高祖实录》二十卷，敬播撰，房玄龄监修，许敬宗删改。《今上实录》二十卷，敬播、顾胤撰，房玄龄监修。长孙无忌《贞观实录》四十卷。许敬宗《皇帝实录》三十卷。”]，而关于祈祷之事，仅叙及隋将王威、高君雅“见兵大集，恐高祖为变，相与疑惧，请高祖祈雨于晋祠，将为不利”[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页2。]，“高祖觉之，乃阴为备”[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页4。]，况且此计最终落空。《唐会要》载唐太宗贞观二十年“幸晋祠”事，不过“树碑制文”一语而已。
“国之大事，在祀于戎”，倘若李渊祷叔虞祠确有其事，此等创业之初重要细节，当为史臣所必载。其次，与李渊、李世民一同起事，并为之改朝换代制造舆论的温大雅都没有说过的事情，后人何以知之？凡此种种，不能不令人对于李氏父子太原起兵时祷于神祠之说产生疑窦。
爬梳有关《晋祠铭》之古籍，此说最早见于宋·赵明诚《金石录》：
唐《晋祠铭》，太宗御制并行书，贞观二十年七月。[ [宋]赵明诚《金石录》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681册，页170。]
右唐《晋祠铭》，太宗撰并书。晋祠者，唐叔虞祠也。高祖初起兵，祷于叔虞祠。至贞观二十年，太宗为立碑。[ 《金石录》卷二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681册，页321。]
该书著录《晋祠铭》有题无文，于史料依据避而不谈，又将“正月”误作“七月”，足见其考证疏略。
继《金石录》之后，明·赵崡《石墨镌华》于“唐《晋祠之铭》”题下跋云：
唐得天下后，太宗祠晋侯而为之铭。晋侯者，周唐叔，后霸天下者也。据碑，高祖起兵时曾祷于晋侯之祠，而以是报享之。太宗制文并书，全法《圣教序》、《兰亭序》，而纵横自如，但石理恶，历年多，其铓铩之存者无几耳。[ [明]赵崡《石墨镌华》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683册，页461。]
与《金石录》疏于考证相比，此书进一步指出“高祖起兵时曾祷于晋侯之祠”乃“据碑”立说，且将《晋祠铭》视为太宗代高祖“报享”之作。
清嘉庆间，王昶《金石萃编》（下文简称《萃编》）刊录《晋祠铭》全文，文后按语进一步阐述《石墨镌华》所“据碑”之具体内容：
文云：“先皇袭千龄之徽号，膺八百之先期。用竭诚心，以祈嘉福。”又云：“无言不酬，无德不报。所以巡往跡，赛洪恩，临汾水而濯心，仰灵坛而肃志。”是为高祖祷晋祠起义兵之证。[ [清]王昶《金石萃编》卷四六，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扫叶山房本，页5。按：嘉庆间陈鸿墀《全唐文纪事》、光绪间胡
聘之《山右石刻丛编》考《晋祠铭》皆因袭此说。]
至此，所谓“高祖祷晋祠”的唯一证据即上引《晋祠铭》碑文数语。然而，脱离本文的具体背景、语境条件，忽略作者的思想体系，凭借太宗报谢神功的表象推导出高祖当初有祷神之举，势必流于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下文逐一辩驳疏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