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特色
在古人看来，“城邦”体现的是其政治属性，而“家庭”则代表了人的自然属性，家庭在政治社会中应有不可随意僭越的领地和疆土。极权政治当然会无视这些，它正是企图突破两者的界限。本文将从“家庭”入手解读奥威尔的政治寓言，为评价极权主义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并从极权主义与家庭的极端对立中，凸显家庭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二）研究的合理性
1、出发点的合理性
从《一九八四》文本的选择上看，其在研究极权主义方面具有极强的代表性，而从本文的研究视角看，研究小说《一九八四》中的家庭情感可以更加深刻地剖析极权主义的本质。此外，由于家庭观念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通过对家庭情感的探究也能服务于当今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的需要。
2、论证方法的合理性
本文从文本出发，通过对家庭情感的研究，探究极权主义的本质；上升到理论总结时，本文亦将结合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提出观点与建议以体现文章的价值
一、极权政治下的父母亲情
小说《一九八四》中主要介绍了两组子女对父母的感情：温斯顿对母亲的情感和派逊斯子女对父亲的情感。前者饱含着母子之情只能存在于回忆中的沉痛，并间接反映出了被扼杀的亲情，让读者感受到极权主义从本质上与家庭的对立；而后者则直接展现了极权政治是如何以“教育”为刀割裂人的家庭情感。
（一）破碎的母子亲情
小说通过三个场景呈现了温斯顿与母亲的情感。
第一个场景[[[] 原文：“他母亲坐在他下面很深的一个地方，怀里抱着他的妹妹。”[英]奥威尔：《一九八四》，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温斯顿在梦境中，认为是自己害死了母亲，但是为何一个抢夺妹妹手中的食物的动作却成了一种“杀戮”？这都源于极权扩张对人性的扭曲。极权主义通过对权力无约束的肯定，让人们做出亲人间相残害的事情，其意图便是践踏人权。[[[] 参见[英]玛格利特·德拉布尔：《人与兽：奥威尔的兽性观》，载[美]阿博特·格里森等编：《<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董晓洁、侯玮萍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9-50页。]]年幼的温斯顿就像是一个极权者的缩影，他蔑视情亲，肆无忌弹地在家中“强取豪夺”，一心只有自己的安危而对亲情全然不顾。这其中对人权的蔑视是以践踏家庭情感为载体的，从这个缩影中我们可以看到极权本身就旨在毁灭家庭情感。
第二个情境[[[] 原文：“她（大概是一个犹太女人）一直用自己的胳膊尽可能地掩护着他（她的儿子），仿佛她以为自己的胳膊能够抵御子弹不伤他身体似的。”[英]奥威尔：《一九八四》，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与成年后的温斯顿对亲情的追忆有关。在极权主义控制的现在、过去与未来中，温斯顿渴求的是存在的历史，包括历史上存在的家庭情感。通过梦境呼唤现实中的缺失，揭露极权罪恶。[[[] 参见王永全：“《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哥特式元素的异质性”，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正式极权政治，让母亲拥抱孩子都变得难以企及。[[[] 参见[美]玛莎·努斯鲍姆：《同情心的泯灭：奥威尔和美国的政治生活》，载[美]阿博特·格里森等编：《<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董晓洁、侯玮萍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02页。]]通过这个场景在温斯顿头脑中的萦绕，可见极权主义一直在努力使家庭情感变得面目全非以至于让人感到陌生得可怕。
第三个场景[[[] 原文：“这（一场关于母亲的梦）都是在那玻璃镇纸里面发生的，玻璃的表面成了苍穹，苍之下什么东西都充满了柔和的清澈的光芒，一望无际。”[英]奥威尔：《一九八四》，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32页。]]引入了一个具体的物件——珊瑚镇纸，这个年代久远物品托着家庭情感，尘封着旧世界的温存，那一颗蜷缩着的珊瑚粒从形象上来说也有母亲怀抱孩子的影射。此外，将母爱寄托于这个时代的“废物”之上，使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了母爱的“被遗弃”与“被遗忘”，人性似乎也随着珊瑚镇纸的破碎而泯灭。[[[] [美]威瑞斯·瑞嘉利：《你相信谁？你有指望谁？》载[美]阿博特·格里森等编：《<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董晓洁、侯玮萍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64页。]]温斯顿对亲情的怀念与其反抗思想，像那块珊瑚一样暴露在了极权对人性的强压之下，这样一来就将极权对家庭情感的破坏具象化。
从这三个场景可以看出，极权主义不仅试图毁灭家庭，而且还在尽它的一切努力去摧毁家庭情感，以使家庭观沦为历史并将其抹去。
（二）对父母的无情揭露
这一部分针对的是派逊斯家庭中两代人的情感。剥离父子亲情是极权主义政党教育下的目标，其主要的手段便是让孩子肩负起随时揭发父母罪行的责任与义务。在这种环境下，我们不难预见这些孩子的未来：他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逐渐泯灭了人性，到最后只剩下狂热与愚昧，以及被控制着的亲情与爱情。[[[] 参见蔡晖：”人性的泯灭——读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载《考试周刊·语言文学研究》，2010年第7期。]]然而，让人更加失望的还是派逊斯入狱后的那份骄傲[[[] 原文：（派逊斯被捕后说）”我一点也不恨她。我反而为她感觉骄傲。这说明我把她教育得很好。”[英]奥威尔：《一九八四》，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94页。]]，这从根本上使人主动放弃除党之外的一切人与人之间情感。
可见，极权政治对家庭情感的破坏除了使它湮灭在历史中之外，还通过教育等方式对当下可能产生的家庭情感进行极力地遏制。
二、极权政治下的兄弟情谊
兄弟情谊在极权政治下多被统治者从家庭中剥离出来，并为极权主义所利用。这主要体现在对“领袖”的情感和温斯顿对奥勃良的情感中。前者集中体现在“老大哥”这一称呼上[[[] 原文：”老大哥在看着你。”[英]奥威尔：《一九八四》，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后者则埋藏在一种兄弟相互间给予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的情感之中。
（一）对兄长“依赖”情感的利用
在这个破坏家庭的极权社会中，对极权领袖的称呼（即“老大哥”）却展现的是一种家庭关系。可见，除了“破坏”，极权主义也试图“利用”家庭情感。家的标准体现在在人类正常生产、延续中，并且伴随着附带成员职责的称呼，能否尽到这些职责都是有标准的。[[[] 参见笑思：《家哲学——西方人的盲点》，商务印书馆2010年8月版，第368页。]]因此以“哥”来呼唤党的领袖，无形中交给了他一份管理自己的责任。从第一部分极权对基本亲情的“围追堵截”，到这里将家庭情感外化转移到一个“素不相识”的“哥”身上，这种亲情扭曲式的满足，家外的满足，不但不说明人的家亲情是可有可无的，反而更加说明她是必不可少的。[[[] 同上，第443页。]]
（二）对兄弟“认同感”的利用
如果说上文从称呼上实现的情感利用仅停留在肤浅层面，那么温斯顿对奥勃良的情感就显得更加内在。温斯顿自开始就坚信奥勃良是“自己人”并加入了奥勃良的“兄弟会”，这在那样一个人人孤立的、盲从的社会中是非常难得的。尤其到后来被奥勃良洗脑时，温斯顿渴望被理解胜过被爱，即使在奥勃良给予他痛苦的暴力时，他的归属感也使其给予了奥勃良无条件的信任。这种情感原本应当属于家庭，但当家庭不存在或家庭不能提供这种情感时，便只能向外寻找。奥勃良虽然没有从称呼或实际上成为温斯顿家庭的一部分，但是，他所带给温斯顿的情感是家庭情感中的归属感，这一点在温斯顿被改造期间做的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原文：“他梦见自己在黄金乡，坐在阳光映照下的一大片废墟中间，同他的母亲、裘利亚、奥勃良在一起，什么事情也不干，只是坐在阳光中，谈着家常。”[英]奥威尔：《一九八四》，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29页。]]这里奥勃良这个非亲非故的核心党员，之所以能出现在这样一种温情的谈家常的画面中，是因为他和温斯顿之间存在的“懂”超越了血缘与爱情，带给温斯顿一种精神上家的寄托。我们也许可以推测，正是奥勃良也曾与温斯顿有过一样的经历，才能如此让温斯顿在极权政治荒芜的家庭环境之外感到一种兄弟般的认同。
三、极权政治下的夫妻情感
夫妻情感是一个家庭构建的开始，因此对夫妻情感的破坏也成为极权主义破坏家庭情感的重要阵地。在极权统治者看来，婚姻构成的情感没有血缘上的牵绊因而更容易被破坏，在《一九八四》中我们可以看到温斯顿与凯瑟琳的夫妻“情感”和温斯顿与裘利亚的“夫妻”情感是如何在极权下冒出抵抗的幼苗，又是如何受到极权的摧残的。
（一）沦为生育奴隶的爱情
在温斯顿对凯瑟琳情感中。他们是极权政治下正式的夫妻，但极权之下国家总是动员民众社会建设无私献身，因此任何亲密的关系都是不利于其统治的。[[[] 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奥威尔与赫胥黎：经济学、技术、隐私与讽刺文学》，载[美]阿博特·格里森等编：《<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董晓洁、侯玮萍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13页。]]家庭情感正意味着一种“私”，夫妻之情又是“私”组建的起点，也因此成为极权政治毁灭的重要目标。与此同时，党需要家庭为它生养后备军，为此他们教育妇女把为党生育看作结婚乃至性交的唯一目的。凯瑟琳就是这种教育下的成功案例,如此便一手酿造了温斯顿悲剧的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