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可持续发展”和“两型社会”建设理念推动下，环境保护工作日益得到重视。辽宁省作为典型的老工业基地，其凭借着丰富的矿产资源，雄厚的资金支持和优越的交通条件，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发展格局，重化工业比重突出，大气环境治理面临较大挑战。工业作为大气污染主要来源，占全社会排放量的85%以上[①数据来源：辽宁省环保厅统计数据。]1，减少排放是防治大气污染的关键所在。2012年，辽宁省工业排放量97.90万吨，较1995年增长16.31万吨，增长了近20%。2014年《辽宁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提出“到2017年，全省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善”[②辽宁省人民政府文件，辽政发〔2014〕8号。]。为实现上述目标，需要结合辽宁省及各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寻求驱动排放变动的影响因素， 进而有针对性地制定科学合理的减排策略。
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排放量驱动因素时主要采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MDI）法和指标分解分析法。李荔等对[1]1997―2007 年间我国排放强度进行地区差异的分解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排放强度变化的三个主要因素能源强度、排放强度和排放系数中，能源强度变化是引起我国排放强度变化的关键因素，能源强度变化引起排放强度下降表现为由东部向西部递增趋势。高彩玲等[2]基于LMDI方法将影响中国排放区域变化的因素分解为规模效应、区域经济结构效应、能源强度效应、能源结构效应、产污系数效应和污染治理效应，得出规模效应是导致各地区排放增加的最重要原因。HE Jie [3]对1991―2001年中国工业行业排放强度的LMID因素分解发现，经济规模是造成除沿海省份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刘睿劼等[4]运用LMDI方法对我国工业排放趋势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得出技术效应和治理效应有效促进工业减排，而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是引起工业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张传杰等[5]基于部门视角对我国排放强度进行LMID分解，分析结果表明：生产部门的9种能源消费强度变化导致排放减少，而生活部门有3 种能源消费强度变化引起SO2排放增加。郭国庆等[6]运用完全分解模型将工业排放强度分解为资源节约效应和环境友好效应,指出 2001- 2010 年中国工业 排放强度降低的资源节约效应为38.93%，环境友好效应为61.07%。李名升等[7]利用指标分解法对中国工业排放量动态变化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单位工业产值排放强度降低减缓了排放量的过快增长，而经济规模扩张导致中国工业排放量持续增长。石广明等[8] 基于 Shaphard 输出距离函数方法,将工业排放变化指标分解为技术效率、技术变化、输入增加、输出结构4项指标,得出工业能源消耗、资本投入和产出结构变化是导致我国排放增加的显著因素，技术变化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工业排放。
目前关于排放强度的研究在选取方法、研究范围、指标因素选择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研究细度和深度不断延伸。本文以辽宁省工业为研究对象，在以往学者研究基础上做如下拓展：一是将人口效应、经济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效应、能源强度效应、能源产污效应和污染治理效应同时纳入LMID分解模型，丰富细化了影响辽宁省工业排放强度变化的因素；二是利用模型测度辽宁省代表城市工业排放变化的动因，探究不同区域工业排放的异质性问题，并试图找到适合区域性减排的实现路径。
二、辽宁省工业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
因素分解方法作为研究事物变化情况及作用机理的一种分析途径，广泛应用于环境和能源等领域。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通过对拉氏指数分解法和迪氏指数分解法进行理论基础、适用对象和解释结果的比较，指出改进的LMDI方法实现了因素可逆和残差项为零的优势，模型解释结果更具说服力和可信度 [9-11] 。本文选用 LMDI 模型，将影响辽宁省工业排放强度变化分解为人口效应、经济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效应、能源强度效应、能源产污效应和污染治理效应，并对各因素效应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