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历史进程中考察作为人类的环境与活动要素而纳入的自然，考察作为自然之子、自然对立物而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人类，形成了强调社会与自然积极平衡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再一次向世人表明：即使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得时代及其环境条件与现在有着巨大的差别，但他们对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等问题的理解，包括他们所提出的解决途径，仍然对当今社会主义中国具有深刻的启示。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概述
1．人化自然观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立足点和基本内容。马克思恩格斯以实践为中介，阐释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互为对象的关系，形成了统摄自然的母体性与优先性和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的人化自然观。
马克思主义人化自然观主要有三层含义：首先，人以自然为对象，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都强调了自然界对人类的母体性和先在性，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逻辑起点。既然自然是人类的生命之基、衣食之源，那么自然与人类之间就不应该是征服与被征服、掠夺与被掠夺、剥削与被剥削的对抗关系，而应该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协调发展的共生关系。第二，自然以人为对象，人类再生产整个自然界，自然界因由人类实践而成为人化自然。马克思主义指出，通过人类的对象化活动，将人类自身的本质力量——才能、天赋、创造力、意志力等对象化，从而在自然界留下了人类的印记。同时，由于人类具备预见自身实践结果的能力，因此人类应该对自身的行为后果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如在科技发明应用中、在资源开发利用中、在日常生活行为中提前做好规划，充分预测结果，自觉控制人对自然的对象性活动，使人类实践能够促成人与自然的双赢。第三，人化自然的生成是自然界演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发展来说明人化自然的出现是历史的进步。如果人们放弃对自然的改造，人类“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的景象就会重现，这将是历史的倒退。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从人类诞生伊始，人化自然就不可避免地要生成，人类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合理张扬是人类摆脱愚昧和被动、走向文明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主义人化自然观高度肯定了人类历史是自然史和社会史的统一。以人化自然观为基础，不仅能够合理解释历史发展中的自然异化问题，而且能够给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从人化自然观出发，当代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要探讨的不是要不要否定或消除人化自然，而是探讨人类应该以何种方式、何种理念、何种模式作用于自然，在人化自然中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2． 对资本主义“反生态”本质的揭示
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对现代生态危机产生根源的分析，把批判的目光指向了资本，指向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生产方式，揭示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带来的社会利益分裂是工业社会生态危机最直接的社会根源，利润最大化原则是产生生态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
马克思恩格斯从四个方面举证了资本主义“反生态”的本质。第一，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劳动异化和自然异化是“反生态”的。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为了源源不断地获取利润，自然资源被采集殆尽，土壤、大气和水受到污染，生态环境受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对自然的破坏从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张的发展趋势是“反生态”的。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喻成螺旋形不断扩大的圆圈，揭示资本为了追逐利润“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2-393页。]第三，资本主义条件下衍生出的享乐主义和异化消费是“反生态”的。马克思揭示了对资本主义生产而言，商品的价值是目的、使用价值只是手段。为了获得利润，资本家制造“虚假的需要”，使得人的欲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被畸形地刺激成极度的享乐主义和异化消费。为了满足畸形的享乐主义和异化消费欲望，无限扩张的商品生产规模必然导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占用和肆意污染。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因此出现人类过度消费和自然过度消耗的双重“反生态”性。第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物质变换裂缝”是“反生态”的。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已经形成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方式，导致一方面各种生产废弃物和消费废弃物不断增多，另一方面自然资源越来越稀缺、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裂缝”。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处理废弃物方面是不得力的，“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来污染泰晤士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18页。]
资本主义“反生态”本质暴露出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观。在以获取利润或满足人类各种需求、欲望为唯一目的的生产方式下，人类成为唯一的道德代理，人类的道德地位优越于自然，自然中的其他物种都不具有内在价值，而只具有对于人类而言的工具价值。为了源源不断地获取利润、满足欲望，自然资源被采集殆尽，土壤、大气和水受到污染，生态环境受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对自然的破坏从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为了在有限的环境中实现无限的扩张，人类把自然当作掠夺的对象，无限制地加以改造和利用，生态危机因而不可避免。
3．对共产主义社会生态文明的描述
马克思认为，要消除生态环境危机，必须以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须用联合起来的生产克服自然的异化和“物质变换裂缝”。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生产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人们组成“一个有计划地从事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26-927页。]
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生态文明的描述中蕴藏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将以新的合理的方式来管理和控制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以土地的占有和使用为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通过改进农业技术提升土地的产量，但以土地私有制为最高原则的土地观，不可能为了任何原因，如土地的可持续性，放弃对高产量的追求。马克思揭示：“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75页。]这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土地观。从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可以看出，共产主义不仅强调了同时代人之间的公平问题，而且兼顾到不同时代人们之间的代际公平。这体现了现代生态伦理中最核心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生态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