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会计信息作为反映企业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的重要方面，一直是各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焦点（杨海燕等，2012）[6]，其质量不仅关乎企业的经营决策行为，更关乎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和国家宏观调控战略的实施（黄世忠，2002）[7]，然而近几年我国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严重下滑，不少公司为了上市不惜财务作假，严重损害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温辉，2011）[8]。我们知道，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生产要素会达到最佳配置、信息始终处于对称条件下的平衡状态，虚假信息的发布者面临的将是被“用脚投票”的结果。而现实是，为了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降低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各利益相关者在经营过程中需要不断交换和获取信息，而处于强势地位的企业管理层同时作为信息发布者，凭借制度契约的规定和优势，往往会为了自身利益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委托代理问题，制造财务报告发布虚假信息，从而降低会计信息质量，这在我国现阶段的制度环境下显得更为复杂和突出。
由于在传统政治、历史、文化因素的背景下，政府在我国企业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企业的行为特征不仅受到企业内部人和外部投资者之间代理关系的影响，更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与具有强制力的政府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李增泉等，2012）[9]。特别在转型期政府掌握大部分企业发展所需资源且拥有绝对控制权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同时，由于终极控制权的不同，天然具有政治禀赋的国有企业相对于对私营企业从政府部门获取融资、监管、市场准入、资源等方面拥有压倒性优势。因此，在现有的制度背景和现实观察下，很大程度上与可以说，与政府关系的亲疏，会导致资源获取能力的强弱和盈利水平的高低，进而可能最终体现在会计信息质量的强弱、企业的良性运作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上。这的确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探讨和深思。对于现有的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学者们大多集中于企业内部（温辉，2010；张尧，2014）[8][10]和外部（郭桂花、池玉莲等，2014）12]两个层面，在外部层面的研究中，一些学者涉及了外部环境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的研究（易玄等、2012）[11][，但少有学者将制度环境和终极控制权纳入到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中，这就给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能的方向。
另外，作为转型国家的中国各地区虽然具有相同的制度或法律体系，但各地区的制度效率却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别（陈德球等，2013）[13]，这就为本文基于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重点考察中国制度环境差异下，不同控制权性质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及其内在微观机制，提供了绝佳的实验机会。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制度环境每改善1个标准差，会计信息质量将提高0.11个标准差；分项指标回归结果及内生性检验同样证明了制度环境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较大；相对于较好的制度环境，在较差的制度环境中，非国有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较国有上市公司更为显著。显然，在中国经济经历结构性减速并重新启动新一轮改革的的背景下，本文不仅有助于丰富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理论，同时还将就如何提高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提供有益的启迪和建议。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不同制度环境下，终极控制权差异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微观机制，并提出本文的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计量结果及解释；第五部分为结果的进一步探讨并提出相应结论。
二、制度环境、终极控制权影响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微观机制与假设提出
按照制度经济学鼻祖诺斯的定义，制度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缺少的，安排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规范和游戏规则（North,1973）[1]。制度环境则是市场交易主体在生产、交换、分配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是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及法律制度的综合，其具有相对的强制性和稳定性。企业总是处于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并通过对所处环境的成本收益分析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夏立军、陈信元，2007）[14]。在中国转型期的制度环境中，企业要获得发展所需资源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获得政府的支持，在“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制度背景下，经济发展的一个根本因素是官僚体制的效率与质量并且外生于经济发展，通过对经济主体的影响隐含于经济行为的结果。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事实证明，发展较好的地区往往是主动为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制度环境的地区，它们具有良好的法治环境、对企业较少的干预、较快的市场化进程建设、好的产权保护及相对廉洁的官员等，从而促使企业为地区发展和企业效益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走向良性循环。同样，Ball R、Robin A等（2000）[2]，修宗峰（2010）[15]研究认为，好的制度环境其法律制度相对完善，预期成本较高，违约风险会迫使管理层制造低信息质量报告的动机降低。而在差的制度环境下，政府“干预之手”盛行，以合同为基础进行交易的契约精神较为匮乏，政府更像是由相互独立的追求私人利益的收受贿赂的，只有“扶持之手”之名而无“扶持之手”之实，独立于司法之外干预企业经济纠纷，施加多样掠夺性的监管机构组成（Shieiefr,1994）[3]。在这种企业生产经营缺乏公平、公正营商环境的情况下，与政府及其官员的关联必将成为企业获取资源谋求保护的重要渠道，作为正式制度的替代，关联关系会成为企业逃避监管、审查，取得政治背书的必然选择，作为一个理性的管理者，势必会以降低信息质量的投机主义行为迎合当局监管者的需求，即低市场地区的上市公司更容易进行会计操纵行为（黎文靖等，2007）[16]。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1：制度环境是影响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因素，制度环境越好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越高。
由于我国国有企业具有的“人格虚拟化”和“全民所有制”的特点，致使其行为成本收益的非均衡化。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兼具盈利与行政属性，且其管理层隶属与国家行政级别，在职级晋升上除考虑企业经营状况外，同时还要兼顾社会职能，在战略制定上需权衡社会效益与股东价值的优先级，故其管理层行为较非国有上市公司成本与收益不对称化，因此国有上市公司与非国有上市公司在成本收益上可能存在制度性差异，导致终极控制权性质影响企业行为，进而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相关研究证明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性质与企业绩效具有强相关性，非国有上市公司具有更强的盈利能力（徐丽萍等，2006；徐晓东、陈晓悦等，2003）[17][18]，这与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的非国有上市公司在目标专一性、勤勉度、经营方式的灵活性上是一致的。但是其是否与上市公司管理层在会计信息质量方面，特别是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的信息披露等机会主义行为相一致尚需商榷。
实际上，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在天然的政治性方面拥有的在资源、机会获取、融资贷款等方面的优势，非国有上市公司在较差的制度环境下，显著异于国有上市公司，“挤出效应”较为明显。因为在差的制度环境下，政府对资源会过度掌控，并且政策法规对企业产权保护、经营环境质量塑造不足、对企业正常经营的过多干涉等，使得非国有上市公司必须投入必要的资源和成本与政府或其代理人--政府官员建立联系并花费成本维持这种联系，签订一种隐性或显性契约，建立政治上的关联，取得非正式的产权保护、被管制市场或者行业的进入权、税收优惠和廉价资源等，从而获得更大的寻利空间和政府在监督、审计方面的庇护。易玄等（2012）[11]研究就认为，政治关系显著影响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低于无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且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因此在差的制度环境和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代理制下行使权力的管理层会有更大的动机采取侵占中小股东利益、大股东掏空的“隧道效应”等行为，其结果必然导致较低的会计信息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