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之一的巴金，在其早期从事家庭系列小说创作，关注当时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也一直在关注着中国女性的命运与前途。在母亲“仁爱”思想的长期影响下，在“新文化”思潮的强力熏染下，在西方“女性主义”精神的强烈感召下，巴金形成了其创作思想方面独具一格的“人道主义”女性观。这种女性观以“人道主义”思想为基础，主张个性独立，力倡妇女解放，号召女性追求平等自由，摆脱“奴性”束缚，追求幸福，实现男女两性之间关系和谐等。在“人道”的“女性观”的引导下，巴金在20世纪20、30年代家庭系列小说创作中，在深刻揭露当时社会矛盾的同时，也极其自然地关注着中国女性如何实现独立、解放、自由、幸福等问题。这种新视野下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与探究，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巴金家庭小说创作的“人文”内涵，拓展了其小说创作的新领域，也开启了其小说创作的新思路。
一、揭批传统的封建“男性主义”旧伦理、文化的罪愆
巴金揭露当时社会黑暗，关注女性命运，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传统的封建“男性主义”旧伦理、文化的批判。传统的封建“男性主义”旧伦理、文化是一种“注重男权”的特权伦理、文化。这种伦理、文化置男性于社会顶层，他们手握封建旧伦理、文化赋予的特权，欺凌、压榨女性；利用封建伦理、文化的“道统”思想，牢牢掌控女性，迫使女性依附。对拂逆男权“圣意”之女性，施以打压，轻则“致残”，重则“夺命”。对这种违反“人道”、“人性”、“人权”的做派，出身于封建世家的巴金，对此有着深刻的体悟和认知。在其早期创作的系列家庭小说中，巴金对“非人道”的“男性主义”特权伦理、文化，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面”和探究社会问题的“深度面”，都予以了相当充分地揭露和批判。
1．严斥漠视“人权”的封建旧伦理、文化的专权腐化，任性妄为
封建霸道的旧伦理、文化，因尊崇封建男性家长“至高无上”的权威，因而致使他们专权腐化、任性妄为。在这方面，高公馆的高老太爷堪称“典范”。在高公馆，“四世同堂”的高老太爷处于“至尊”地位。他目空一切，掌控一切，用封建“忠义”、“孝悌”伦理、文化教育子孙，“意志即是权威，命令便是法律”。他的想法、意见，尽管十分荒谬，违反“人权”，但只要他认为是正确的，整个家族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否则便是违背“天理”，大逆不道。在他一手策划、直接参与下，整个高公馆变成了人间“地狱”，诱发了一出出惨无人道的人间悲剧。”“在他人生的后半段，他因与封建老朽冯乐山私交甚好，为示情谊，他便强令在高公馆为他服了七八年苦役、忠心侍主的十六七岁的婢女鸣凤去给六七十岁的冯老太爷作‘小’，导致忠贞、刚烈的鸣凤投湖自尽”；[1]鸣凤夭亡后，他又凭一己之私愿，迫使另一婢女婉儿顶替代嫁，致使婉儿一生凄凄惶惶，不尽人意。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享有至尊权威的老太爷，与其表面上道貌岸然的公平、公义相较，他的个人私生活又是那么的荒诞不经，令人鄙视唾弃。年轻时的高老太爷常和妓女厮混，与戏子厮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晚年的他，心理依旧一如既往的“淫癖”，与儿子克安共宠一个花旦，还时常把戏子带到家里，搞一些让人“倒胃口”的做派；甚至在他66岁生日的当天，众人为他“庆生祝寿”时，在这样庄重严肃的场合，他依然能泰然自若地笑看客人与戏子们的调情，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小说正是通过对高老太爷言行的对比，完成了对高老太爷这一人物形象的刻划，并在塑造、刻划这一人物形象的同时，也严厉斥责了封建旧伦理、文化漠视“人权”的“专权腐化、任性妄为”的“劣根”。
2．揭露有违“人道”的封建旧伦理、文化的作揖驯顺、盲目依从
对封建旧伦理、文化的“作揖驯顺、盲目依从”这一“劣根”的揭露，主要体现在“激流三部曲”中觉新这个主要人物的塑造、刻划上。觉新，高家的“长房长孙”，因身负封建家长的“厚望”，在封建旧伦理、文化的长期熏染下，不自觉地养成了对封建尊长“作揖驯顺、盲目依从”的性格。年轻时的觉新，尽管学业成绩优异，怀有奋发有为的远大理想，一度想出省、出国学习、深造。但因其爷爷高老太爷怀有“四世同堂”的美梦，为了帮助爷爷实现这一美梦，觉新便放弃了自己的学业和理想，接受了爷爷对他的人生安排，把自己的睿明颖慧都用在了打理生活琐事上，虚度了青春，耗尽了才华。觉新的这种人生际遇，固然有封建势力的强力胁迫，但其“作揖驯顺、盲目依从”的性格也应该是导致这种人生凄惶的主因之一。同样，因为觉新这种“作揖驯顺、盲目依从”的性格，在其短暂的婚姻生活中，使他先后失去了三位挚爱他的女性和两位“骨肉血亲”。觉新和姨表妹钱梅芬倾心相爱，后来觉新的继母和梅芬的母亲钱太太因打牌起纠纷、闹矛盾便葬送了两人的爱情。觉新另娶李瑞珏，梅芬也由母亲做主，改嫁他人。婚后梅芬的生活很不如意，丈夫早死，自己也最终在对觉新的念念不忘中亡故。李瑞珏是高家用“抓阄”的方式娶来的媳妇，为人仁厚，高家上下交口称赞，但她在高家第二次“生产”时，高老太爷的遗孀陈姨太假借高老太爷去世不久，在家“生产”会有“血光之灾”，逼迫瑞珏去城郊的看林房“生产”，致其惨死。瑞珏死后不久，她和觉新的“长子”，年仅5岁的海臣也因重疾夭折。在接连不断的人生打击下，觉新深感痛楚与绝望。这时，姑表妹蕙来到高公馆，出现在觉新的生活中。她对觉新充满爱意的关怀，使觉新“枯木逢春”，再次沐浴了爱情的暖流。“可是事与愿违，蕙表妹很快也被父亲周伯涛许嫁封建遗少郑国光。此后不久，蕙也被封建的包办婚姻送上了祭台，成了封建旧伦理、文化的又一牺牲品。”[2]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觉新不是极度的“作揖驯顺、盲目依从”，稍微做点反抗，表达一下自己对封建包办婚姻不满的话，事情极有可能出现极大的转机。觉新的继母和梅芬的母亲并不是执意反对觉新和梅芬的结合，两位母亲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且对未来的“儿媳”和“姑爷”都很满意，她们只是一时“斗气”，借儿女婚姻发泄彼此的不满。如果觉新稍加争取，他和梅芬的姻缘就极有可能“天遂人愿”；同理，瑞珏也就不会因为觉新的“作揖驯顺、盲目依从”而在第二次“生产”时“母子俱亡”；蕙表妹也有很大的可能给觉新的第三次婚恋“雪中送炭”，从而慰藉觉新倍感凄凉的身心。因此，可以这样说，封建“孝悌”的旧伦理、文化把觉新培养成了“作揖盲从”的“顺民”。反观之，觉新的人生凄苦的经历也恰恰揭露了有违“人道”的封建旧伦理、文化“作揖驯顺、盲目依从”的“劣根”。
3.批判有悖“人性”的封建旧伦理、文化的偏执愚顽、凶暴张狂
传统的封建旧伦理、文化“偏执愚顽、凶暴张狂”的“劣根”，在巴金早期系列家庭小说中，亦有全面而醒目的展现。高老太爷为了“同道”之谊，不顾当事人的感受，私相授受，把婢女鸣凤当作一件物品，直接送给孔安会头目冯乐山做“妾”。在鸣凤抵死不从，投水身死后，高老太爷丝毫不去反思自己的言行是否合理，是否合乎“人性”。为了所谓的朋友“信义”，又固执己见，让另一婢女婉儿去“顶包”替代。这充分体现了高老太爷性情中“偏执愚顽”的一面。“还是这个高老太爷，为了能让高、冯两家的情谊代代相传，竟然和冯老太爷冯乐山共同图谋，想主宰孙子觉民和冯乐山侄孙女的婚事。”[3]觉民因深爱琴表妹，在觉慧等人的协助下，离家出走，成功逃婚。高老太爷在知道觉民逃婚的事实真相后，对儿子克明和儿媳周氏破口大骂，又严厉呵责觉新，几近苛刻地要求觉新限期把觉民找回来。否则就把觉民这个高家的“不肖子弟”逐出家门，并登报声明断绝和觉民的祖孙关系。当觉新向他表达觉民对自己婚姻的看法时，高老太爷便怒不可遏，大发雷霆，并坚称“自己说的话就是真理，自己做的事就是公义”。从觉民抗婚这件事上，可以看到笃信封建旧伦理、文化的高老太爷性情中“凶暴张狂”的一面。此外，像钱太太包办梅芬的婚事，虽失之草率，但从封建礼法的规范来看，并不失“礼”，亦不越“礼”。至于梅芬的惨死，从封建旧伦理、文化的角度来看，在“礼”上找不出任何过错。而梅芬如果违命不从，才是不守孝道，让人非议。封建旧伦理、文化就是凭借其“偏执愚顽、凶暴张狂”的“强力”，强制性地把诸如梅芬、瑞珏、蕙等无辜女性一个一个、名正言顺地过早地送到了人生的终点。封建旧伦理、文化的这种“偏执愚顽、凶暴张狂”的恶性，连主子、小姐都躲避不过，更遑论婢女、仆妇了。婢女倩儿，平时像个“会说话的工具”，尽着仆女的本分，忠实地做着一切。而一旦得病，便被主人像条“破抹布”一样扔在一边，不管不问。当倩儿病情危重，朝不保夕，觉新看不过去，找其主人四太太王氏商量给倩儿医病，王氏却异常“偏执愚顽”地表示“她是我的丫头，死活不用你来管！”。更让人气愤不过的是当仆妇汤嫂向四太太报告倩儿的死讯时，四太太却因为汤嫂打搅了她和四老爷的“早休”，而异常“凶暴张狂”地将汤嫂骂了个狗血喷头。以上所述事例，无一不是封建旧伦理、文化“偏执愚顽、凶暴张狂”这一“劣根”的具体、形象的阐释。这种形象化的阐释，反过来，也为封建旧伦理、文化的罪愆写上了罄竹难书的一笔。
二、礼赞符合时代潮流的“女性主义”的新型家庭伦理、文化
巴金的“人道主义”的女性观，以“人道主义”为基础，提倡符合人性、人道的女性主义的新型家庭伦理、文化，赞美女性宽仁无私，倡导男女两性对称平等，讴歌女性自主解放等。巴金在其早期系列家庭小说创作实践中，不仅对不符合“人道”，漠视“人权”，有悖“人性”的封建“男性主义”旧伦理、文化，不遗余力地进行揭批，而且还从新的“女性主义”视角，对符合“女性主义”要义的新型伦理、文化，倾注满腔热情，极力地进行讴歌和礼赞。
1．赞美女性无私忘我，赞许女性奉献牺牲
巴金的人道主义女性观，其核心要素之一是“泛爱”与“博爱”，其在伦理、文化方面的体现就是“利他性”，具体体现在爱情、婚恋关系上即是讲求无私忘我，肯定奉献牺牲。《家》中的李瑞珏，因命运的阴差阳错，成了觉新名正言顺的妻子。婚后，她在对待她与觉新的爱情、婚恋的态度是严肃恭敬的，胸怀是坦荡无私的。作为妻子，她对觉新付出了自己的全部深情，并以奉献、牺牲的方式，默默地体谅、包容着觉新。她虽然知晓丈夫与梅芬的那段情事，也深知觉新和梅芬至今依然在相知、相爱，但是她并没有像常见的世俗女性那样拈酸吃醋，也没有所谓的怨怼和仇恨。宽忍仁厚的李瑞珏抛开了世俗女性狭隘的偏见，以妻子独有的温情抚慰着觉新。她知道觉新深爱着梅芬，摘梅、剪梅、插梅便成了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她看到觉新与梅芬重逢时泪眼相对，淑英等一伙人又在旁边揶揄嘲讽时，她很得体大方地处置了这件事：她满面含笑地把儿子海臣牵给觉新拉着；自己又像姐姐安慰受了委屈的妹妹一样，扶着梅芬走开了。对待“情敌”梅芬，瑞珏没有小肚鸡肠，处处对丈夫昔日的“恋人”严加防范，小心戒备。相反，她能体会丈夫与梅芬的那段“情殇”，能设身处地地理解梅芬，并与梅芬倾心相交，坦诚相待。像“知己”一般去慰藉梅芬饱受创伤的心灵，并想方设法去缓解梅芬生活、心理压力，千方百计地去减轻梅芬的苦痛。作为高家的“长孙媳妇”，李瑞珏深知丈夫在高家的地位和苦楚，默默地体谅并支持着觉新。在觉新处置自己“生产”这件事上，自己尽管满腹委屈，心有不甘，但她最终还是默默地承受了下来，直至为了觉新的“孝名”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家》中的另一主角钱梅芬，直到生命的尽头，还不忘嘱托不要让自己深爱着的大表哥知道自己不好的“音讯”，以免引起他的伤恸。而“婢女鸣凤在投湖自杀前的最后一刻，还在想念着自己挚爱着的高觉慧，认为应该为了他的前程和未来牺牲自己。”[4]李瑞珏、钱梅芬、鸣凤这三位光彩照人的女性，以对自己挚爱对象的无私忘我、奉献牺牲的崇高表现，诠释了“真正的爱，是无私奉献，是倾心给予”这一爱情的“真意”。
2．主张男女身份对称，倡导男女地位平等
在探索中国社会当时的女性婚恋问题时，根据对中国封建社会和家庭女性地位、处境的深刻理解，结合对未来社会中国女性如何追索婚恋幸福问题较为深入的研究，巴金给我们提供了关于这一问题的“真知灼见”。其中之一便是“女性必须争取和男性一样，在家庭、社会两层面，在生活、事业各方面，全方位的身份对称，地位平等”。关于这一点，巴金在他的早期系列家庭小说中，给我们做出了较为形象、深刻地诠释。“激流三部曲”中的“琴”，虽出身“大家名门”，家境虽还算显赫，但远未达到高家那样的显贵，也没有高家那样的儿孙满堂，尊卑有序。她父亲早亡，母亲对她较为民主，关爱有加。琴的家庭小环境相对宽松，所受的封建束缚相对较少。在少女时代，她因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五四”新思潮的影响而迅速地觉醒、觉悟。“她敢于打破封建旧伦理、文化的藩篱，剪掉发辫，勇敢地突破封建旧伦理、文化对‘大家闺秀’的约束，步出家门，走向社会”[5]；她敢于面对社会舆论对当时女性的“非礼”苛责，成功地说服母亲，进入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求学，阅读新刊物，接受新知识，学习新文化。她追求独立解放，争求与男子身份对称、地位平等，并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学校，她和其他男女同学一起，参加了当时 要求“外专”开放“女禁”，实行男女同校的运动。她还同觉民等觉醒男性一起参加争取民主自由的社会运动，参加进步报刊社的会议，出版进步报刊，并积极向进步报刊投稿，宣传新思潮，鼓励女性觉醒，追求平等幸福。在婚恋方面，她主张打破封建旧伦理、文化的“父母之命”的陈规陋习，倡导男女在身份、地位对称基础上的全方位的平等。这些主张、看法与觉民较为一致，两人“同声相连，同命相求”，共同追求对称的婚恋，平等的幸福。在她的支持下，觉民成功地“抗婚”，并冲破重重家庭、社会的阻力，与她举行新式订婚，成功“牵手”。琴和觉民这种男女对称、平等的婚恋，体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追求的恋爱自主、婚姻自由，也道出了巴金“人道主义”女性观在“婚恋”问题上的“真谛”。
3．讴歌女性独立自主，夸赞女性追求解放
巴金创作的家庭小说中的新女性，在受到新文化、新思潮的洗礼后，都逐渐背弃了封建家庭，逐步消除了封建旧伦理、文化的遗毒，一步步地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走上了“自立自新”的“康庄”大道。她们自觉投身于社会实践，在社会实践中实现个人所希求的独立自主、个性解放。在这方面，高公馆的“姊妹花”淑英、淑华堪称“双姝”，遗世流芳。淑英是一位逐渐摆脱封建旧伦理、文化影响而成功走上“自新自强”之路的新女性。祖父尚在时，就做主包办了淑英和陈克家儿子的婚事。陈克家儿子是一位纨绔子弟，“好事做不来，烂事一大堆”，是个典型的“扶不起的阿斗”。这对淑英来说，无疑意味着毁灭青春。她觉得孤凄无望，抑郁感伤。后来，在觉新、觉民、琴等人的关照下，淑英阅读了不少的进步小说、刊物，受到启蒙，开始觉醒、觉悟。在行动上表现为走向社会，参加进步报刊社的活动，与广大青年社员一起，感受青年人本来应有的充实而火热的青春生活。在个人婚姻问题上，她不满父亲高克明的专暴愚顽，奋起抗争。他从在上海的觉慧的来信中受到鼓舞和暗示，在同琴看过进步剧目《夜未央》后，接受了剧中男女主人公在婚恋问题上的明智做法，并最终在觉新、觉民、觉慧、琴等人的帮忙、协助下，成功逃婚，走出家庭，奔向上海，走上了“独立自主、自新自强”的新生活。淑英的妹妹淑华，在家族中年龄较小，所受的封建旧伦理、文化遗害较少。加之在家族中受到的宠爱偏多，因而养成了直率天真、勇敢乐观的性格。她具有朦胧的民主意识和自由平等的思想。对封建旧伦理、文化强加给女性的束缚，她愤愤不平；对长辈克安、克定等高家不良子弟闹戏子、宠小旦的癖好，她怨怼愤恨；对父母等长辈的不合理、不公正的言行，她敢于直面抗争；对高家这个大家族的种种不良恶行，她敢于抨击攻讦。同时，“淑华也具有潜意识的‘人道’的平等意识。”[6]她同情下人，对觉英、觉群骚扰丫头春兰的行为，她不计后果地予以愤愤地呵责；当婢女倩儿病重无人理会时，她能够主动热情地探望并予以一定的照看；倩儿病亡后，没有新丧衣，她又将自己的新衣送去，让倩儿较为“体面”地下葬。淑华的性格虽不乏天真幼稚、不谙世事的一面，但这位淑雅纯良的新女性在琴、淑英等人的帮助下，也剪掉了头发，走入了学堂，走上了社会，完成了个人人生道路上的华美转身，走上了“自新自强”之路。作家巴金通过在家庭小说中塑造出身于封建世家的淑英、淑华这两个新女性形象，向读者形象地传达了其“人道主义”女性观关于“女性如何独立自主，如何追求解放”的基本观点。通过这两个人物形象的成功刻划，作者也寄托了对当时青年女性的新期望。
三、对与“女性主义”伦理、文化有关的几个问题的追思与探究
持“人道主义”女性观从事家庭小说创作的巴金，在极力揭批封建“男性主义”旧伦理、文化“漠视人权、有违人道、有悖人性”罪愆，礼赞新型“人道”的“女性主义”伦理、文化的同时，亦对这种具有崭新时代特征的家庭伦理、文化进行了积极地追思和有效地探究。
1．对女性受害者和施暴者“双重身份”的认知
封建“男性主义”旧伦理、文化强力侵染下的旧时代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恪守封建伦理纲常，奉守封建伦理教条，攀附男性尊长，成为特权男性的“附庸”和封建家庭的“点缀”。在男性尊长的权势下，长期“攀附依从”的屈辱生活和“盲目跟从”的生活态度，使她们对封建旧伦理、文化的遗毒侵害浑然不觉，“无形中成为了封建旧伦理、文化的‘受虐者’和‘受害者’”。[7]但这种“恶性”的伦理、文化的“隐毒”在侵害女性的同时，又使得受害女性的性格发生严重扭曲。为了排遣委屈，发泄怨恨，他们又常常把对封建尊长的不满喷射到弱小者身上，以便在弱小者面前显示自己的“尊贵”。“这样在无形中封建的旧伦理、文化又引诱着她们不断‘做恶’，默无声息地促使她们成为封建旧伦理、文化的‘帮护者’和‘施暴者’”。[8]“激流三部曲”中的陈姨太、周氏、沈氏等老一辈“主子”妇女就是这一“双重身份”的典型。陈姨太出身社会底层，身份低贱，为生活所迫被人卖给高老太爷做“小”。因出身贫贱，娘家又不显赫，她在高家“不受待见”。晚辈克安、王氏等人侮辱她，甚至连下人王妈也敢狗仗人势，对她斥责、詈骂。在等级森严、尊卑分明的高家，陈姨太无疑是封建旧伦理、文化的受害者。长期畸形的婚姻和髙压的生活使得陈姨太内心失衡。为了寻求心理平衡，保持自己“主子”的自尊，她不得不假借高老太爷的威势谋权势、过生活，甚至要通过给他人造成屈辱，使他人“难堪”来维护自己的虚荣。在高家，她为了保护自己，常以狡诈、算计来图谋别人；她常常借刀杀人，以保证自己安然无虞。高老太爷去世后，她借“血光之灾”，间接地谋害了瑞珏；商场失火，她又伙同四太太敲诈觉新。周氏和善愚懦，虽同情鸣凤的不幸，但也愚顽地贯彻高老太爷强令鸣凤去做“小”的指示，并劝觉慧三兄弟不要干涉，听之任之。沈氏虽也曾是“大家闺秀”，但相恶貌丑，不讨丈夫喜欢。本想借生一个儿子“母凭子贵”，无奈“天不遂人愿”，生下淑贞后身价再次降低。丈夫高克定加倍冷落她，成天在外乱嫖滥赌，视沈氏为“空气”。这最终使得沈氏人性扭曲，以“害人虐物”为乐，最终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年仅15岁的淑贞活生生地逼得跳井自杀。从陈姨太、周氏和沈氏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旧伦理、文化对女性默无声息地侵染与毒害。这些集“受害者”与“施暴者”“双重身份”于一体的旧时代女性的经历与遭遇，恰恰可以从“女性主义”视角来形象地诠释封建旧伦理、文化的弥天罪愆。这种“寓理于事”的写作手法，即使在今天看来，无疑也是令人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