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惠先是举了三个古代贤明县令的例子：战国时期邺令西门豹趁河伯娶妻的机会，惩治地方恶霸势力，禁止巫风；东汉时期洛阳县令董宣不畏权贵，拦住湖阳公主的车，捕杀其奴仆；唐代益昌县令何易于为了维护百姓的利益，甘冒革职､坐牢､砍头的风险，抵制上司的派遣，违抗朝廷的诏令。西门豹等人能在县令任上做到这些事，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但这还不是杨天惠所崇尚的，因为他们都只是趁着某个难得的机会，诡变出奇，成就自己的名声，但所行的不是地方官员的正道。杨天惠认为，县令之职位卑而职重，重要的是调护柔良、谨察幽隠、以德为经、以法为纬、守法循例，只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爱护百姓，就能在当地留下政声，而不需要做什么惊世骇俗的大事。他还比较了曾在双流做过县令的“三相”，唐代的韦嗣立能在题名碑厅留下姓名和画像，而其他两人“名与像俱亡矣”，原因就在于韦嗣立“政号为二川最”，而其他二人“其政无它异，故易泯也”。

其《张忠定公祠堂记》记录了北宋成都知府张咏在任期间，励精图治，使成都地区社会治安良好、经济文化长足发展的状况。其文云：

特论公始所以治平乱纷，终所以辑美风俗，大抵气决严重 如汲黯，而不强塞；拊循安和如倪宽，而不濡懦；操制英发如赵广汉，而不轻急；治体绵密如召信臣，而不寒俭。故内修刑政，外靖羌夷，皆有度程，不失尺寸。下至米盐、估直、燕游，皆在所讲，若纪律，不可辄易。昔黄霸居颍川，盖八年功乃成；公镇西南，亦七岁治益显。^[5]p675

用汲黯、倪宽、赵广汉、召信臣等四位西汉名臣来类比张咏在治平乱纷、辑美风俗、修刑政、靖羌夷和发展民生方面的政绩，用汉武帝时期名臣黄霸八年治理颍川来类比张咏七年治蜀。其《上吴大尹书》记载了熙宁年间知成都府的吴中复对四川文化建设方面的贡献，称吴中复“自开府以来，西南文艺之俊，联荐墨附宾籍者，焯焯有闻矣。其高者，殆将与之同升金玉于王度；其下者，犹欲使之有立鼓吹于儒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