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学专业特性决定了医学教育不仅要教授医学生医技而且要培养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患者的沟通技能等。国家政策是管理该国事务而确定实行的谋略，是有关管理国家的一切事务的行动准则。政策文本分析是在传统意义的静态文本之上赋予文本动态的积极内涵。现代行政学之父伍德罗·威尔逊认为公共政策是由政治家即具有立法权的人制定的而由行政人员执行的法律和法规^[2]。医学教育政策作为国家公共政策的组成部分，关系着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是健康中国的基石。现有的医学教育政策研究成果主要关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医学教育政策变迁的分析，如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探究中国高等医学教育政策变迁、西医教育制度的进入和中医教育模式变革下的医学教育“名分之争”^{[3, 4]}；二是政策效果的评估研究，如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教育政策实施问题及建议、山东省继续医学教育需求与效果评价研究^{[5, 6]}。概而言之，学术界对于医学教育政策的研究体现出了重政策过程导向，轻政策结构分析，即政策工具视角下的理论剖析实践。政策工具是政策目标与结果之间的桥梁，政策工具运用于医学教育政策分析对政府达成既定的目标具有重要的作用。鉴于当前鲜有学者从政策工具视角对我国医学教育政策进行系统的量化分析。因此，而本研究将基于政策工具的二维分析框架，利用内容分析法探究我国医学教育政策的运行现状和不足之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医学教育政策的优化提供参考思路。

一、理论概述：医学教育政策分析的二维框架

以政策工具视角对我国医学教育政策进行分析，需要同时考虑理性要素和价值因素^[7]。政策主体在合理的政策框架内将政策手段和政策目标依据客观规律结合，才能发挥理想的政策效果。因此，本文从政策工具和政策的价值特性出发，构建政策工具分析的二元框架。其中政策工具代表着医学教育政策工具的不同类型；政策的价值特性代表着医学教育政策的侧重方向。

通过对政策工具的研究，国内外许多学者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工具类型，本文以比较有代表性的R. Rothwell和W. Zegveld作为分类模型^[8]，将医学教育政策工具划分为供给型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和环境型政策工具3大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