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明确指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①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②“意识形态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哲学家德·特拉西的著作《意识形态原理》中,从一出现起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指的是向人们揭示观念的成见和偏见的根源的观念科学。”③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发展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形塑了现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西方学者大都持有“中性化”的意识形态观，总体上认为意识形态是特定阶级或利益团体的系统化的价值观体系和政治思想，是一种观念体系或信念体系。”④由此出发，不难看出，意识形态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集合体。因此，为维护一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就必须将意识形态这一抽象概念进行具体化解，提取出有代表性的指标，通过维护具体指标的安全来达到实现意识形态安全目标。立足现实，本文将政治制度的权威性、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辐射力与主导力、社会主义信仰认同度等视为衡量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指标。由于一系列原因的存在，做为衡量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上述指标面临着严峻形势，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由此而遭到挑战。
一、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
面对当今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情势下价值观念多样性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化的新情势，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当前，我国的意识形态总体上是安全的，但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由此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
1.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政治制度权威性受损的挑战
“制度就是一系列影响人类行为的规则或规范。”①相比人治而言，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就需要建构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做为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制度“是制约人们政治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它是人类行为的行为准则。”②我国的政治制度契合我国的国情，是党和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所做出的正确选择。它具有议而能决、决而能行的政治效率；合作参政和互相监督的政治合力等优越性。由于一系列原因的存在，在一些地方和领域，政治制度的执行效果不好，甚至出现了制度虚置的现象，人民群众的民主权益由此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其结果是部分群众对政治制度本身产生了质疑，认为国家政治制度只是摆设品，欠缺工具性。西方国家借机大肆抨击我国的政治制度。比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他极力宣扬西方的“民主”和“自由”是人的天性的需求，共产主义是“空想”，马克思主义“不能解决工业化以后的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存在“致命缺点”。③与此同时，不断向我国鼓吹、兜售其多党制、议会民主制等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企图将我国纳入至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政治、文化体系之中。受其影响，国内不少学者在输入西方国家学术观点的同时，输入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思想，有人主张废除党的领导；有人质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部分人醉心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迷思；走议会民主制和西方多党制的所谓“宪政道路”的杂音亦不绝于耳。从这个视角看，我国正面临着“代理奴化”的严峻挑战。由此，我国政治制度的权威性受到了较大的外部冲击。
2.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价值观异化的挑战
“价值观是指导人们思想行为的根本的价值意识，是对价值关系的反映。它具体表现为：在表层上表现为对善恶、美丑、好坏、真假、利弊、理欲、义利、得失等的选择，而在深层上则表现为人生处世哲学，包括人生的意义、目的、使命、态度、理想与信念等。”①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主流价值观在巩固国家、社会与民族认同；维系政治稳定、引领社会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思想引领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为我国的主流价值观，以其人民、科学、开放与包容性，“在巩固国家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集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方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②为维护自身利益，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多种方式对华进行西式价值观的输出，降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辐射力与主导力。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此面临着异化的风险。一方面，西方国家以互联网为信息传播载体，以国际会议、学术讲座、教育文化交流等为途径，以经济、技术交往为手段对华进行西式价值观渗透。这在较大程度上挤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空间，进而降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辐射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此面临着异化的风险；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企图通过文化商品的对华输出来（本质上是价值观的输出）来消解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而降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力，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此面临着异化的风险。美国好莱坞电影成为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这种融迷惑性与隐蔽性为一体的传播价值观念的方式，使得部分中国民众不知不觉堕入彀中，对西方的价值观念顶礼膜拜。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等在国内由此获得了一定的市场。这在较大程度上弱化了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任，潜在地引发了价值观认同危机，进一步削弱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力。一言以蔽之，西方国家的价值观输出所带来的“价值观的选择性、差异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价值观的主导作用，使主流意识形态遭遇冲击和淡化。”③或曰降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辐射力与主导力，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此面临着异化的风险。
3.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辐射力与主导力下降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中居于指导地位。从此意义上讲，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巩固与否。而这又突出地反映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辐射力与主导力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辐射力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所能达到的广度与深度。它强调的是，在各种宣传渠道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所能占据的传播空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导力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引力、凝聚力而言的。一般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引力、凝聚力越强，其在人民思想领域中的主导力就越强。总体而言，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辐射力与主导力处于强势地位。但由于各方面原因的存在，其辐射与主导力呈现出下降的态势。具体而言：其一，信息舆论多元传播所衍生出的马克思主义失败论、空想论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辐射力构成了威胁。在互联网传入我国以前，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凭借书籍、报纸、广播电台等传统传播媒介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与宣传。彼时基本不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空间受挤压的危机。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特别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互联网世界中占据着十分明显的优势，“据统计，网上各种语言的使用频率依次是英语84%，德语4.5%，日语3.1%和法语1.8%。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以少数发达国家语言、思想、文化为核心的全球传播体系。”①这在较大程度上挤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空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辐射力由此降低；其二，转型期社会问题的凸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导力构成了巨大威胁。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期（社会正加速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社会分化的速度、烈度、深度、广度相较于任何时期都要深刻，由于社会整合能力的相对滞后，一系列社会问题由此引发。如贫富差距、失业问题问题等等。一些人囿于自身利益遭受损失，同时受到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化思潮的影响，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不信任感，这一切，又在社会阶层流动受阻、社会结构板结化趋势中被放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引力由此下降，其主导力也呈现出下降的态势；其三，现存于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严重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导力。腐败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公权力的异化、滥用与变质，或曰公权力的私有化、商品化与资本化，其根本出发点在于为自身或小集团非法谋取私利。凭借权力与资本的肮脏勾结与交易，使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集团化、集团利益个人化。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了对贪腐的惩戒力度，但贪污腐败的社会化、集团化趋势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党政领导干部贪污腐败的社会化、集团化严重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业已形成的良好形象和崇高威望，使部分群众失去了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进而在主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上举旗不定，产生了逆反情绪与认同障碍，这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引力、凝聚力、公信力、吸引力与说服力。]诚如冯宏良所言：“少数领导干部的贪污腐化现象在深层次上会侵蚀马克思主义在社会领域的权威性与说服力，进而弱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积极影响。”①其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表现形式滞后，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导力。“长期以来，由于强调宣传有纪律，对内传播是官方语言，对外传播同样是讲官方语言、发官方文章。”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也同样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呆板、说教等表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社会各阶层成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意涵与实际作用并非十分理解，部分人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一种空洞的口号，更有甚者，一些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逃逸出去，而不会将其运用到解决现实问题上。换言之，不少人觉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欠缺工具性。这降低了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可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导力由此而大打折扣。这给人们认同践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来了挑战，使一些人产生了厌倦政治、虚无主流的情绪，模糊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甚至在“国外思潮与党中央宣传相矛盾时”，倾向于以国外思潮为准，质疑主流宣传的真实性。综上，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辐射力与主导力下降的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