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疫情下网络迷因呈现新特点

在过往的全球危机事件中，网络迷因一直都存在，并发挥着或大或小的作用。然而在这次新冠疫情下的网络迷因，仍然呈现出与此前迷因不同的特点。首先，以“迷因群”形式出现的迷因，增加了迷因扩散的广度和强度。如果将迷因定义为一组具有相同要素的数字内容，那么迷因群则是这组数字内容二次变异后的集合群。这些二次转变后的迷因与原迷因相互独立，但又紧密联系。例如在疫情期间流行的“武汉摇”和“踢脚舞”迷因，尽管它们各自独立，但是前者衍生出后者，且可以共同归类于“疫情下独特的打招呼方式”这一迷因组。在同一迷因组内的不同迷因往往传播于不同的网络社交平台。不同平台的技术侧重和受众都不尽相同：例如抖音平台通过特定的技术框架，抑制迷因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异，从而制造集中文化效应（常江，田浩，2018），而微信平台则主要面向熟人社交，以迷因复制的即时和准确著称。不同平台传播能力的互相补充，能够使“迷因群”以更强的传播能力，无缝隙地覆盖到更广泛的人群范围。如果用谷歌热度搜索作为传播热度的参考，以“武汉摇”和“踢脚舞”为例，可以看到这两个迷因的高潮发生于3月上旬至中旬，两者的热度彼此叠加，共同加深了关于“疫情期间另类打招呼方式”的影响。

其次，网络迷因传播中的热传播节点突出，人工创作痕迹和营销色彩更加明显。此前的迷因理论认为，在大多数平台上互联网迷因的传播过程是透明的，用户偏好、评论点赞数量等都清晰可见（Shifman，2012），但迷因的传播机制，尤其是一些具有巨大传播能力的传播者和传播网络却是相对隐蔽的，大众被默默操控和影响（Karine & Jeff，2014）。而在此次疫情背景下，无论是传统媒体、名人或意见领袖、还是公共机构、商业品牌，都公开充当网络推手的角色，参与迷因的扩散。如果迷因的普通复制者在传播网络中作为普通节点，那么这些拥有丰富推广或营销经验的复制者即为热传播节点，他们依靠自身的优势，大幅提高迷因的日接触率，进而加快了传播速度（李可嘉，王义康，2013）。不仅如此，热传播节点的加入也增加了迷因成功的可能性。以越南防疫歌曲Ghen Cô Vy为例，项目发起方越南卫生部门要求著名音乐人根据歌曲创作出“能够大火并成为潮流”的舞蹈，并在网络发起以Ghen Cô Vy命名的舞蹈挑战，最终成功在TikTok上吸引了超过两亿的观看用户。这既是是公共机构有意识运用迷因来推广信息和观念的绝佳案例，也恰恰从侧面印证了网络迷因理论的一大趋势，即更加关注迷因复制者所发挥的主动作用。

最后，此次疫情期间的迷因风格偏向严肃与积极，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其以往“地下文化”的属性，而向大众文化靠近。早期的网络迷因理论倾向于将迷因定义为一个亚文化范畴内的幽默笑话：包凯吉（Baukhage，2011）认为迷因是一个圈内的笑话，或者是一些“内部”人士可以理解的地下知识。社交网络作为一种数字技术手段介入网络迷因的传播后，更帮助其更快建立拥有共同文化基因的社群，加速了信息部落化的形成。迷因在小范围和有限时间段内的表达，通常表现地偏激而大胆。例如在2014年埃博拉病毒爆发时期，大量的用户在网络平台传播带有毁灭色彩的或极其负面的迷因图像（Marcus & Singer，2017）。而在此次新冠疫情背景之下，迷因总体上表现得不再如过去的极尽讽刺，而更多地致力于传递卫生信息和用幽默语调消遣疫情下的生活。占据主流的迷因都在努力表达这样的思想：即使面对这场全球罕见的健康危机，人们还是能够力所能及地采取措施去合理准备和积极应对。这种迷因整体气质的变化，既反映了外部环境和情境对迷因变化发展的影响，也是诸多公共机构和意见领袖在此次流行病大爆发中主动参与迷因传播并发挥主导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