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江淮地区[侯卫东：《江淮西部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东南文化》2012年第6期。该文把安徽中部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地区称为江淮西部，本文所论安徽江淮地区包括安徽境内淮河及长江两岸。]属于商文化范畴的考古学文化，学界统称为“商文化大城墩类型”，[王立新：《早商文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85～190页，该书统称为“大城墩类型”。]或把江淮地区偏东部分以含山大城墩遗址为代表的商时期考古学文化遗存称为“大城墩类型”、江淮地区偏西六安地区为代表的商时期遗存划分为皖西类型[王迅：《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8页。该书分为“皖西类型”和“大城墩类型”。]或“二里岗类型”。[ 豆海峰：《试论安徽沿江平原商代遗存及与周边地区的文化联系》，《江汉考古》，2012年第3期。该文把含山大城墩遗址为代表的区域称为“沿江平原东段”，该区域商时期遗存为“大城墩类型”；认为六安地区为代表的早商时期遗存归入“二里岗类型”。]安徽江淮地区存在的商文化遗存，可根据其特征分为二里岗上层期、中商期、晚商期[ 王迅：《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2页。]。其中二里岗上层期的遗存数量分布最多，分布范围也最广，而晚商期的遗存数量则较少[ 周崇云：安徽江淮地区商代遗存初步分析，《江淮论坛》，2012年第4期。]。商文化在安徽江淮地区的发展脉络，为我们研究有商一代商王朝南方的政治疆域提供了有力的考古学支持。
一、安徽江淮地区所见商文化遗存
安徽江淮地区的商文化遗存，有含山大城墩遗址[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大城墩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6辑[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03-116页，第 83～99页。 ]，肥东吴大墩遗址[ 张敬国、贾庆元.肥东县古城吴大墩遗址试掘简报[C]，《文物研究》，1985（1）：14～35。 ]，怀宁百林山[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怀宁县百林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研究》第12辑，黄山书社，1999年。]、跑马墩[ 杨德标、金晓春、汪茂东：《安徽怀宁跑马墩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研究》第8辑，黄山书社，1993年。]等遗址亦获得丰富的商时期遗存[ 曹斌：从商文化看商王朝的南土，《中原文物》，2011年第4期。]。安徽江淮地区西部以往发现的商代文化遗存比较少，已发现的商文化遗存，主要有霍邱绣鞋墩、六安众德寺、寿县斗鸡台[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省霍丘、六安、寿县考古调查试掘报告》[R]，考古学研究（三），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40～299页。]、长丰三江坝、淮南清风岭[ 何长风：《淮南市古文化遗址调查》，《文物研究》第7辑，黄山书社，1991年。]等商文化遗存，另外，在原嘉山县（今明光市）泊岗引河[ 葛治功：《安徽嘉山县泊岗引河出土的四件商代铜器》，《文物》，1965年第7期。]、阜南朱呰区长庙乡小运河[ 葛介屏：《安徽阜南发现殷商时代的青铜器》，《文物》，1959年第1期。]、颍上县王岗郑小庄和东地池塘[ 阜阳地区博物馆：《安徽颖上王岗、赵集发现商代文物》，《考古》，1985年第10期。]、六安地委党校[ 安徽省皖西博物馆：《安徽六安出土一件大型商代铜尊》，《文物》，2000年第12期。]、肥西馆驿糖坊[ 王迅：《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2页。]等地也曾发现有代青铜器[ 豆海峰：《试论安徽沿江平原商代遗存及与周边地区的文化联系》，《江汉考古》，2012年第3期。]。大多数学者以大城墩遗址出土的商时期文化遗存概观该地区商文化的特征，称为大城墩类型[ 王立新：《早商文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此外还有潜山薛家岗遗址[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潜山薛家岗》，文物出版社，2004年。]，太湖县王家墩遗址与张家墩遗址[ 杨东晨：《先秦时期安徽地区的民族和文化考察》，《安徽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
除这些典型的遗址之外，近年来发掘的铜陵师姑墩遗址也获得了比较丰富的商文化遗存[ 张小雷、朔知：《青铜考古的新成果—安徽铜陵师姑墩遗址发掘的收获与意义》，《中国文物报》，2011年4月15日第4版。]，在太湖铜鼓凸2号遗址[ 太湖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太湖县铜鼓凸2号遗址调查简报》，《文物研究》第18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安庆芭茅神墩、饶家墩、沈店神墩遗址[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庆市博物馆：《安徽安庆市先秦文化遗址调查报告》，《文物研究》第14辑，黄山书社，2005年。]、张四墩遗址[ 许闻：《安徽安庆市先秦文化遗址初步调查》，《文物研究》第14辑，黄山书社，2005年。]、铜陵古矿业遗址[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铜陵市文物管理所：《安徽铜陵市古代铜矿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第6期。]、怀宁仓盐墩遗址[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怀宁县文物管理所：《安徽怀宁县皖河流域先秦遗址调查报告》，《文物研究》第14辑，黄山书社，2005年。]等地都曾采集到与薛家岗商代遗存相近的陶器残片。此外，在该地区还发现了商代青铜器，如铜陵县西湖镇童墩村出土铜爵、铜斝各1件，枞阳七井村出土1件饕餮纹方彝[ 方国祥：《安徽枞阳出土一件青铜方彝》，《文物》，1991年第6期。]。
二、安徽江淮地区商文化发展脉络
（一）以含山大城墩遗址为代表的早商文化
安徽境内的早商文化，以安徽含山大城墩遗址[ A.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大城墩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6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B.张敬国：《含山大城墩遗址第四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研究》第四期，黄山书社，1988年。C.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含山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含山大城墩遗址第四次发掘报告》，《考古》，1989年第2期。]为代表的大城墩类型最为典型，该类型主要分布在安徽江淮之间，霍山——巢湖一线以北的地区。除大城墩遗址外，还有六安众德寺，寿县斗鸡台、霍邱洪墩寺、绣鞋墩[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省霍邱、六安、寿县考古调查试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肥西大墩子[ 安徽省博物馆：《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做好文物博物馆工作》，《文物》，1978年第8期。]等。
大城墩遗址的早商文化以T5第7层、T1第5层、T3第5B层为代表，年代与早商文化第三期约略相当。大城墩类型的陶器以灰陶为主、外表多饰绳纹等情形，均同于二里岗类型。但夹砂陶远多于泥质陶，红褐陶所占比例较高，有一定数量篮纹等却又与二里岗类型有别。大城墩类型的器物组合与二里岗类型基本相同，但也有一定差别。以鬲为主要炊器，并兼用深腹罐、甗等类同于二里岗类型；大城墩类型的二足器、小口广折肩瓮等则不见于二里岗类型。
大城墩类型中与二里岗类型中同类器相似的有鬲、豆、簋、深腹盆、大口尊、小口瓮、斝、深腹罐、甑等，这些器物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从而决定了其文化属性。大城墩类型中还有一些当地文化因素，其中有的是由斗鸡台文化延续下来的，如平沿罐、内壁有凹槽的盘形豆、外表有凸棱的碗形豆以及半月形双孔石刀等。六安出土有铜斝[ 孟宪珉、赵力华：《全国拣选文物展览巡礼》，《文物》，1985年第1期。]，其形制与二里岗类型者相同。
大城墩类型的主体因素是商文化，是早商文化向东南方向发展而形成的一个地方类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01页。]。
（二）以含山大城墩第三期为代表的中商文化
中商时期，安徽江淮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同早商时期相比，中商文化大城墩类型是当地早商文化大城墩类型的继续[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66页。]，代表性遗存是含山大城墩遗址[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大城墩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6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三期（T3第5A层）。距大城墩遗址200米处的孙戚村[ 杨得标：《安徽省含山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92年第5期。]曾采集过铜觚、铜戈各1件。此外，安徽嘉山泊岗、含山孙家岗[ 葛治功：《安徽嘉山县泊岗引河出土的四件商代铜器》，《文物》，1992年第5期。]等地发现过青铜尊、瓿、觚、爵等铜器，亦为中商文化遗存。经试掘并发现有中商文化遗存的遗址有霍邱绣鞋墩、寿县斗鸡台[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省霍丘、六安、寿县考古调查试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六安众德寺等处，出土遗物多是中原商式陶器的残片。中商文化大城墩类型的陶器多数器物形制与中原商式器相似，但具有较强的地方特色，有些器物如大口宽体圆腹罐、曲腹大口缸等在中原商文化中不曾出现，一些器物肩部饰圆圈纹的特征在中原商文化中也非常少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66页。]。
（三）面貌模糊的晚商文化
晚商时期，安徽境内的商文化分布格局发生了变化，淮河以北地区继续为商文化所控制。含山大城墩[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大城墩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6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和滁州卜家墩[ 王迅：《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第68～6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是晚商遗存的代表。含山大城墩遗址第四期属晚商文化，出土的晚商陶器皆属晚商早期。器类有鬲、甗、簋、罐、盆、豆等。鬲多为窄折沿、裆仍较高，但腹部相对较直。甗的甑部作深腹盆形，与殷墟相同，但下部则呈溜肩直腹式，带有显著的地方特点。巢湖和滁州地区是早、中商文化大城墩类型分布区，资料表明，至少晚商早期阶段，商文化仍在这一带滞留，但地方特征显著增强。1987年，安徽枞阳县周沄乡出土1件方彝，经调查其附近有一处商周时期遗址，或也可归于同类遗存[ 方国祥：《安徽枞阳出土一件青铜方彝》，《文物》，1991年第6期。]。1989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枞阳汤家墩遗址[ 杨德标：《枞阳汤家墩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经与周边地区商时期遗存比较，初步判断汤家墩遗址的年代相当于商代晚期，其上限约在殷墟文化一期，下限不晚于商代末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枞阳县汤家墩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其他还有含山县孙家冈、太湖县台墩、枞阳县柏板、庐江县朱神墩等遗址，其年代相当于晚商偏晚阶段。
巢湖以西的霍邱、六安及其附近地区，晚商时期的文化面貌比较模糊，和巢湖以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差别很大。有的学者认为，尽管中商时期该地区曾为商文化控制地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53～271页。]，但包括经过试掘的霍邱绣鞋墩、六安众德寺、寿县斗鸡台等遗址在内，目前已报道的材料中尚无可以确认的晚商文化遗址[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省霍丘、六安、寿县考古调查试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也有的学者认为，该地区晚商阶段遗存虽然发现较少，但根据对中原商文化已有的认识，并结合层位关系，从目前材料看，可以确定为晚商阶段遗存的有绣鞋墩T1第6层较为典型[ 豆海峰：《试论安徽沿江平原商代遗存及与周边地区的文化联系》，《江汉考古》，2012年第3期。]。
（四）安徽江淮地区商文化发展脉络及其与中原商文化之间的联系
商文化的分布与商族势力的扩张有极大的关系。从考古学材料看，江淮地区是商族势力较早进入的重要地区之一，中原地区的青铜文明曾相继沿涡河、颖河等通道向南进入安徽江淮地区，并对该地区产生直接影响，在江淮地区的西北部迅速形成了一些分散的聚落点，如寿县斗鸡台、长风三江坝等遗址、含山大城墩等遗址的商文化遗存中，既含有典型的中原文化因素，又具有明显的土著文化特征。
但在不同阶段，商文化的分布态势有所不同。二里岗上层一期，商文化在安徽江淮地区到达了六安县和寿县一带，取代了此前该地区分布的斗鸡台文化。早商时期商王朝加强对江淮地区的控制，大体是由于以下原因：首先，商汤灭夏之后，江淮地区成为夏遗民南逃的重要地区。据《括地志》记载，南巢即今安徽巢湖，是夏族迁于江南的必经之地[ 徐中舒：《夏史初曙》[J]，《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商王朝致力于东南土的经营，其主要目的之一，是追歼和平定江淮地区的夏族残余势力，因此，二里岗上层一期之时，商王朝主要经略“有夏之居”，因此其统治中心主要在以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为中心的伊洛——郑州一线，与夏文化的分布范围大体重合。到二里岗上层二期之时，随着商王朝政权的巩固，商族势力大规模扩展。二里岗上层三期之时，商族势力进一步扩张，在江淮地区的遗址点数量急剧增多，在东南方向，商族势力已达巢湖以东的大城墩一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88页。]，大城墩类型的形成无疑是商文化南下浪潮的产物，大城墩一代成为商文化直接控制的区域。
从商文化在安徽江淮地区的时空分布来看，早商时期商文化已经分布于安徽江淮西部地区，而到了中商时期，以殷墟为代表的商文化显得非常发达，商文化不仅在该地区有了更多的发展，并大举向东扩展至江淮东部[ 王迅：《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2页。]，势力扩展到了巢湖以东，邻近长江。中商时期，尽管该地区出土商式陶器的遗址明显减少，但仍然有典型的商式器物。在三江坝遗址中，典型的商式器物、变异的商式器物、土著的器物是并存的，并且典型的商式器物所占的比例较大。三江坝遗址的典型商式陶鬲和中商时期的器物非常接近，可见安徽江淮地区此时与商文化的中心区有直接的联系。
中商时期，大城墩类型商文化牢牢地控制着江淮地区霍山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在大城墩遗址中，变异的商式器物所占的比例较大，典型的商式器物所占的比例则明显下降[ 侯卫东：《江淮西部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东南文化》，2012年第6期。]，是一种既含有中原文化因素、又有浓郁的土著文化因素，具有地方特色的考古学文化。而在霍山以南地区，有的学者认为该地区文化面貌差异较大，不能归属于商文化体系[ 王迅：《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但是，在薛家岗遗址中存在着大量的陶鬲、爵、斝、假腹豆等典型商式器物，据此可以认为，薛家岗遗址的文化因素，“其一为中原地区同时代的文化因素或以中原文化因素为主”[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潜山薛家岗》，文物出版社，2004年。]。可见，中商时期，商文化很可能已经向南跨过霍山，势力发展到安庆一带，并控制着沿江地区。在铜陵市以及黄山地区还发现商式铜斝、铜爵和陶斝，表明商文化已经影响到安徽江淮地区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