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作为精神载体和叙事策略

在90年代作家集体回到“故事”，从小处着手构建机巧情节，隐晦地折射历史时，张承志为什么选择如此露骨的赞颂、悲泣，恢弘历史的书写？

首先，唯有“历史”的深厚方能承载最深的感情和最重的思想。张承志选择回归历史书写，绝不是自不量力或空流抒情，而是在深入西北身心震荡后的选择，“心情、气质、决意、牺牲的渴望——我必须描述这一切，都是无形的。而且无法用典型概括。用几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框架…无法承托我感受的这种巨大。” 面对这种整个民族历史的“巨大”，这种厚重到窒息的精神是小我的心理和时空不能承载的，渺小的自我在靠近这炽热精神时如炉心融解般“消失”，“我渐渐得感到了一种奇特的感情——一种战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我找到了。” 时代剧变下丧失精神皈依的知识分子需要一种更强大、更有力量的精神来被征服和指引，一颗迷惘恍惚的心突然在荒漠中找到了宁息之地。但他没有止步于自我的安宁或继续向历史深处藏身，他意识到：“所谓历史早就湮灭了……大西北是深沉的；它沉默着，忍受着难以想象的干旱和灾难，但是一直等待公开自己的心情。” 这反而使他发声的愿望更为迫切，“这一切认识——我知道它们离人们习惯的中国文学实在是太远了。但是我相信这种文学的价值。——全部细节都是真实的，全部事实都是不可思议的，全部真理都是离群的。我企图用中文汉语营造一个人所不知的中国…我总想变沉默为诉说。” 因此，他选择将自己交给历史去熔炼，熔铸这个群体的知识血脉和核心精神，为他们代言，抛弃曲笔隐讳，在迷雾般的时代以最清晰直白、激情炽热的话语，不容曲解地捧出“历史”给世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