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疆分裂主义的起源及发展
新疆分裂主义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世界分裂主义的主要力量之一，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其理论水平、组织规模、国际合作方面已经渐趋成熟，活动方式越来越复杂多样，波及范围也由新疆扩展到全国乃至周边国家，危害性不言而喻。作为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分裂主义势力，形成绝非偶然，其成因必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新疆自西汉被纳入中国版图以来，中央王朝对其统治时断时续，统治的强度与中央王朝的盛衰成正比，且基本依靠政治军事力量来维持。晚清时期，随着清王朝统治权威的衰落，该地区的文化认同及政治认同更加弱化，新疆分裂主义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产生。民国年间，境外传入“泛伊斯兰主义”[ 泛伊斯兰主义，是近现代伊斯兰教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之一。亦称大伊斯兰主义。强调全世界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有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共同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应团结起来，捍卫、复兴伊斯兰信仰。]和“泛突厥主义”[ 泛突厥主义（英语Pan—Turkism，土耳其语Türkülük，哈萨克语Türkilik），又称大突厥主义，是一种极端的民族沙文主义思潮。它主张所有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联成一体，组成一个有奥斯曼帝国苏丹统治的大突厥帝国。]两股社会思潮，尽管杨增新和盛世才时期的新疆政府出于自身统治的考虑对“双泛”思潮保持高度警惕并采取高压政策，但毕竟时间太短，收效甚微，因此新疆分裂主义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建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两个分裂主义政权。新中国成立后，新疆政治上的混乱局面暂时结束，中央政府制订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稳固了在新疆的统治秩序，基本维持了新疆地区的社会稳定。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新疆与外界沟通逐渐增多，一些境外“极端民族主义”[ 极端民族主义：只为本民族服务，认为本民族是本国，或者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歧视别的民族，用暴力手段残害屠杀其它民族的人民，剥夺其它民族人民的生存权，肆意掠夺资源。]和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趁机作乱，渗透入新疆，对新疆地区的国家认同造成强烈冲击，新疆分裂主义更加泛化。
那么，为何分裂主义会在新疆产生之后愈演愈烈，其由来历史悠久。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方，地理环境相对封闭且境内有数十万平方千米的戈壁和沙漠，不仅对新疆与全国的交通造成了阻碍，疆内的沟通也十分不便。自然地理的阻隔使得新疆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语言、文字、宗教及生活习俗，同时疆内的不同地区文化也各具特色。尽管自西汉开通的陆上丝绸之路促进了边疆与内地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但是受到政治和战争的影响，丝绸之路时断时续，其经济文化纽带的作用也被削弱，从而使新疆与内地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文化差异。再加上始于7世纪并持续数千年的“突厥化”[ 突厥化（俄语：тюркизация 英语：Turkification）是指古代生活在中亚、东欧与小亚细亚、高加索的民族地区的非突厥语民族（主要为印欧语民族），由于文化融合而改用突厥语、改从突厥语民族习俗，最终成为操用突厥语居民的历史发展进程。]与“伊斯兰化”[ 所谓“伊斯兰化”简单地说就是不信仰伊斯兰教的“异教徒”被伊斯兰教征服，皈依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的同化[ “新疆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是交叉进行的，突厥化从东北方向扩展至西南方向，而伊斯兰化从西南方向东北方进行，在新疆的历史和文化发展进程中，突厥化和伊斯兰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观点引用兰州大学曹伟的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反新疆分裂斗争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研究》。]，新疆维吾尔族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鸿沟又进一步加深。
新疆突厥化和伊斯兰化之后，清政府的军政隔离制度更加弱化了该地区的国家认同。自唐朝以后，中央王朝对新疆的治理能力急剧下降，至清朝其治理水平虽然较之前有了很大提高，但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对新疆的治理重政治、军事，轻经济、文化。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明政府采取了封关政策，关闭了嘉峪关，不仅停止了与西域的交往，而且将敦煌、安西、哈密弃之关外，这使中央政权基本丧失了在西域的影响，大大加深了新疆与内地的距离感。清朝入关后，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先后征服了新疆的准葛尔部和回部[ 回部指南疆维吾尔人聚集区，因维吾尔族在当时被称为“缠回”或“西回”而得名。]，最终在1759年统一了新疆天山南北。清朝统一新疆后，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加强统治，却在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 新疆以天山为界分为南疆和北疆。]实行军政隔离制度，[ 清政府在新疆的军政隔离制度旨在隔离新疆回人与其他民族的接触,特别是与汉族的接触,人为地割断新疆与内地的联系,以确保回人对清廷的效忠和清王朝对该地区的绝对统治。]在社会生活方面，不仅严禁回汉通婚，还不允许回人削发留辫。在文化交流方面，严禁回人接触汉文化。在经济方面，实行货币双轨制。上述一系列政策非但没有缩小进而消除新疆与内地差异，反而使其强化并保留延续至今，造成了新疆地区“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尴尬境地，即政治上归属于中国，心理上认同于伊斯兰国家的二元结构。
19世纪末，新疆分裂主义继续发展。清政府的软弱表现使新疆地区国家认同更加淡薄。面对外来侵略，清政府试图通过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使得民心散尽，其统治的政治合法性也遭到了质疑。从辛亥革命到二次革命，从护国运动到护法运动，从洪宪帝制到张勋复辟，民国初年的混乱局面使广大民众在国家认同上无所适从，统治危机也如弦上之箭，一触即发。
20世纪上半叶，新疆分裂主义从理论到实践更加成熟。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新疆分裂主义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培养了一批分裂活动分子，由理论建设阶段进化到政权建立阶段。在这一过程中苏联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对于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采用双面政策，即对本国内部的“双泛”[ “双泛”是指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严厉镇压，对新疆的“双泛”既利用又镇压，支持以吐烈为首的分裂分子在三区策划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以谋取其自身国家利益。
新中国成立以后，正确的民族政策和不利的国际环境使新疆分裂主义相对停滞。中央政府实行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在新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新疆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被调动，同时新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增多，汉文化与维吾尔族文化相融合，国家认同感逐步提升。
改革开放以后，伊斯兰复兴思潮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高涨使新疆分裂主义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引自兰州大学曹伟的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反新疆分裂斗争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研究》。]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新疆与外部世界的隔绝状态被打破，新疆民族意识重新高涨，分裂主义重新抬头，呈加速发展之势。解放前逃到西亚地区的境外分裂势力（如艾沙集团）乘中国开放之机，在国际上大肆宣传所谓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论”、“中国侵略论”、“中国殖民论”等，企图歪曲新疆历史，传播分裂思想及言论。此外，由于各国政治经济交流加深，新疆分裂主义国际化趋势加强，受到国际社会各方力量的牵制，新疆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多变。
通过上述对新疆分裂主义起源及发展的梳理，本文将对新疆分裂主义的产生进行前提性条件和主要推动者进行研究。新疆分裂主义产生的前提性条件主要包括地理条件、文化条件、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及外部条件。新疆分裂主义的主要推动者即精英势力。
二．新疆分裂主义产生的条件分析
新疆分裂主义的产生是地缘因素、文化差异、政治不稳、经济落后及外部干涉共同作用的结果，加之一些精英势力的助推，其已成为维护我国国内稳定大局不可忽视的顽疾。
首先，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对于分裂主义来说，最“理想”的情况就是，某一民族聚居于某一分割的区域。[ Alexis Heraclides,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Minorit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Frank Cass, 1991; John R. Wood ,”Secession: A Comparat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pp.107-134.]也就是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利于分裂主义的产生，但这不是绝对的，分裂主义的产生并不绝对需要地理屏障，例如，加拿大存在严重分裂倾向的魁北克省就没有地理障碍，其主要症结在于民族矛盾、宪法争端，语言纠纷（英语与法语的争夺），政治主权和经济发展等问题。然而，对于新疆而言，地理位置的封闭性及交通的不便成为了分裂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古时的西域地域广阔辽远，是现今新疆面积的数倍甚至十数倍，在当时完全以马代车的情况下，交通的不便对中央管辖新疆极为不利，无论是派兵征战，设官辖制，都是相当耗费时力的。张骞出使西域每次都要花费数年时间；细君、解忧公主西嫁乌孙和亲，也要经过一年多的跋涉；据清朝有关文献记载，当时伊犁将军及参赞大臣即使是把最紧急的军情要政报告中央，快马加鞭送到京城也需要一个半月，如遇大雪封山等特殊原因，则需要更长时间。[ 竹效民：新疆民族分立、分离和分裂主义历史成因探析，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1期，p89.]新疆分裂分子利用边疆地区“三山夹两盆”的地貌特征，阻碍与内地的交流，认为中央政府难以对其进行遥治，勾结邻邦（如阿富汗、苏联等）进行分裂主义活动。
第二，文化的差异性。“文化是凝聚社会的粘合剂。”[ 顾伯平：文化的作用，光明日报，2005-03-02。]传统观点认为，分裂主义产生于文化异质性，这种文化异质性催生了强烈的族性意识，即“一种使人们认为自己的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特别黏合剂”。文化虽然属于精神范畴，但它可以依附于语言和其他文化载体，形成一种社会文化环境，对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产生同化作用，为他们的价值观、审美观、是非观、善恶观涂上基本相同的“底色”，也为他们认识、分析、处理问题提供大致相同的基本点。英国苏格兰的高挂开司米裙、用梗犬代替领队举牌手、乃至苏格兰民族文学家瓦尔特·司各特的诗作等，这些带有强烈苏格兰本土文化的符号与不列颠价值之间存在着认同感缺失，对其分离倾向大有影响。虽然2014年9月18日的独立公投失败，但其独立之心不死，9月21日，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萨蒙德接受英国天空卫视新闻台采访时，指责英国政府欺骗苏格兰民众，扬言“独立计划继续，苏格兰可能在不经公投的情况下宣布脱离英国”。同样地，新疆地区特有的文化属性与内地中原文明之间也存在着隔阂。新疆地处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特殊位置，自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西域经历了分裂与统一的曲折发展过程，在新疆境内，民族迁徙异常频繁，民族融合不断发生，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面貌在发展中出现了变异，其表现就是民族文化开始了突厥化、回鹘化与伊斯兰化的过程。这一特殊的变化使新疆与内地文化差异性强化，在新疆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产生了一种离心力，抽离了共同心理产生的基础，进而滋生分裂主义思想。
第三，国家权威的脆弱性。一个稳定且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是国家团结统一的前提和基础，相应的，中央权威不足或衰落是分裂主义产生的政治前提。国际上，1989年后，苏联局势急剧动荡，民族分离势力在车臣、印古什和北奥塞梯等高加索地区严重膨胀，车臣和北奥塞梯等自治共和国的均有流血冲突发生。自从苏联解体以后，国家权威急剧衰落，俄罗斯联邦的不少成员，特别是外高加索地区的共和国，都希望像邻近的亚美尼亚或格鲁吉亚一样享有独立的地位。加上过去在前苏联年代里，一直受到压迫，造成车臣人要求独立和反俄罗斯的旺盛心态。中国历史上，当中央王朝兴盛时，就能够维持西域的政局稳定，人民团结。汉宣帝时期设置西域都护府；隋朝在新疆实行郡县制；唐朝经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在新疆分别建立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在伊犁河流域建立濛池都护府、昆陵都护府；元朝在新疆设立别失八里行书省；明朝在新疆设立哈密卫；清朝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等。这些机构都在不同时期维护了新疆与内地的密切沟通，加强了中央权威。然而，当中央王朝衰败，特别是改朝换代时期，西域的一些地方汗、王就会公然与朝廷分庭抗礼。历史上匈奴、鲜卑先后在西域坐大称雄，征伐西域各国；柔然社仑可汗称霸北方草原，与北魏王朝兵戎相见，而后突厥兴盛，剿灭柔然，征讨西域；元朝后期，蒙古宗室争夺西域，察合台汗国汗位频繁更迭；叶尔羌汗国和准葛尔汗国又连年爆发与中央王朝的战争。这些冲突不仅使中原与边疆地区人民苦不堪言，也严重削弱了国家合法性和内聚力。
第四，经济水平的巨大差距。经济水平过高或过低都可能成为极端主义思想泛滥的温床。一方面，经济的迅速发展可能成为分裂情绪产生的催化剂。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因历史纠葛一直存在着一种分离情绪，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本省政治机构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魁北克人认为自己有能力处理好本省的事务，因而对联邦政府采取了积极主动“进攻”的方式，加剧了其分裂的趋向。另一方面，低速缓慢的经济增长更有可能在人们之间形成心理鸿沟。处于强势地位的人们会产生一种优越感，而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们则有可能产生自卑甚至仇富心理，经济差距造成的心理对立对社会的稳定和谐造成严重威胁。一些民族主义者，就是利用贫困问题来煽动同一民族的仇外心理，酿成民族间的分裂悲剧。进入新世纪，新疆作为约占全国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大省，其GDP比重一直徘徊在1.3%-1.5%，经济水平在全国排位也基本维持在25位（见表一），新疆2002年至2014年的年GDP总量从1612.7亿元攀升至9264.1亿元，尽管有了近五倍的增长，但从其所占全国的比重来看，并无太大上升，反而呈现了一种在一定范围内时升时降的趋势，且始终未突破1.5%，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祖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未能充分惠及新疆地区，这样长期低迷的经济发展前景使新疆民众的经济归属感减弱，滋生分离情绪。
表一 2002年-2014年新疆占全国GDP比重


第五，外部的入侵。研究表明，外部势力的支持是分裂主义运动产生特别是其能否取得成功的基本要素。[ Erin Jenne, “A Bargaining Theory of Minority Demands: Explaining the Dog That Didn’t Bite in 1990s Yugoslavi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8, No.4,2004, pp. 729-754.]外部势力往往是国家主体会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军事手段支持分裂，而且当分裂与干涉国有密切的利益联系时，支持的手段和力度会明显加大。2014年3月，在欧盟和美国的极力反对下，克里米亚通过公投脱乌入俄，在国际上掀起一番波澜，造成了俄罗斯与欧美国家的关系温度急剧下降，这是一场典型的有外国势力参与的国家分裂活动。同样地，新疆分裂主义的产生也有其外部势力参与的因素。新疆外部势力的介入与宗教的传播密切相关。例如，公元10世纪，伊斯兰教传入西域，喀喇汗王朝大力推行，并把伊斯兰教奉为国教，使伊斯兰教在西域成为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主张只有穆斯林是兄弟，异教徒都是敌人，都应该通过“圣战”来征服他们，主张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因此周边同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大力拉拢新疆分裂势力，共同进行宗教极端主义行动，不仅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了混乱，对中央统一思想也是极大地挑战。
总之，新疆分裂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融合了客观与主观因素。地理环境的封闭造成了边疆与内地政治文化交流甚少，进而形成了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双缺失；中央政府统治权威的弱化及外部的介入，国家认同更加淡薄，新疆分裂主义就是在这些因素作用下呈现周期性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