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思想的产生都深深地打上了他那个时代的烙印，脱离不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作为伟大革命家和思想家的马克思也不例外。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机器大工业推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和欧洲在世界范围内大肆扩张的年代，欧洲在世界体系中呈现出了明显的优势，这些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无疑对马克思的东方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同时个人思想的产生也会受到精神文化的思想层面的影响，个人思想的产生不仅由社会观察产生，也是在长期的思考和与外界交流互动中“建构”起来的。
学术界对马克思东方观的研究涉及较少，大部分学者比较关注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研究，如胡芳在《马克思东方文化思想的嬗变及其当代启示》 一文中提出，马克思对东方文化的认识经过了两个阶段的嬗变: 一是早期在“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视域下，马克思主要对东方文化的落后性进行了批判; 二是晚年马克思探索东方文化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生因素”，并提出未来社会文化“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更高级的复活”；又如盛邦和的《亚洲与东方论的沉思——马克思亚洲与东方社会经济发展观的逻辑演进》 一文主要侧重于研究马克思的亚洲与东方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亚洲“ 根本革命” 论、“ 亚细亚形态” 论、“ 东方社会主义”论及人类时代进步论；也有一些学者从理论建构方面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方法论进行反思，如乔丽英在《理解的同情还是理论的建构——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中的方法论变迁与同情论商榷》 （《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2期）这篇文章中，从早期和晚期东方社会理论中蕴含的方法论变迁这一角度来说明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关注与其说是出于理解的同情还不如说是出于理论的建构更符合马克思的本意。这些研究成果尽管分析比较全面，但是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研究主要停留在从政治和经济的层面对“东方落后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双重使命”等问题的考察上，却忽视了思想文化层面的研究，过于强调“经济决定论”; 第二，主要侧重对马克思东方观相关思想的文本研究，忽视了其思想的产生是在时代环境中受多重思想影响并在交流互动中“建构”产生的。因此，本文试图从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出发分析马克思东方观产生的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以加深对马克思东方观的理解。
一、 社会建构主义的认识观
社会建构主义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哲学的一股重要思潮，社会建构主义又称科学知识社会学，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一种新型理论，是继认知学习理论的重要变革，被广泛使用，对他的相关理论研究也很多，其基本观点是：知识是建构的，而不是现实的“映象”“表征” 。
社会建构主义认为，没有独立于理论的绝对事实，事实总是相对的，由科学共同体的态度和信念、理论框架、意识形态组成的范式决定了界定事实的规则和标准。经验主义与实证主义的通过中立的观察获得客观事实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不是通过观察得到的，而是通过语言“建构”的，是社会互动的产物、协商的结果。如果知识的经验主义阐述是正确的，那么随着科学家对精确表征现实的科学知识的发现，科学应该向着真理迈进?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在心理学的所有研究领域里，持续的研究并没有产生一个对行为的普遍接受的解释。相反，我们经常发现充满冲突的各种“真理”，而这些所谓的真理都有经验观察的支持。因此，社会建构主义反对经验主义原则，认为所有对事实的认定都是人为的、武断的，所谓的真理和事实都是以社会的协商和共同的理解为基础的，不存在所谓通过经验方法获得的“客观真理”。
从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出发，我们可以看出：个人对社会的看法和观念不仅受到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制约，也会在与其他人交流过程中进行一些思考和主观上的文化建构，对马克思东方观产生的根源也需要考虑到文化建构层面的因素。

二、马克思东方观的内涵
马克思的东方观与他的世界历史理论紧密相连，他把世界历史看成是关联史，刘文明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作出了这样的阐述，“世界历史是各地相互关联并日益成为一个整体的历史，是由具有世界历史性的事实构成的历史”。 马克思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首先是在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的历史较量和优劣对决中开启、进行和完成的。西方的现代机器大工业与东方的传统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存在着的巨大的历史距离，由此产生了“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 的世界范围的历史变革。东方国家社会结构的解体和悲惨的生存命运就发生在这一“从属”的腥风血雨中。
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文化考察，主要是基于俄国、中国、印度等东方落后国家，他在分析历史向世界历史这一转变过程的逻辑中，东方观在关于印度的考察中得到了惊心动魄的体现和极其鲜明的表达。马克思挺立在现代世界的制高点上，把整个东方世界都看作封闭的、僵化的、停滞的社会。马克思把英国与印度的关系、把英国之于印度的革命性的作用，置放在世界历史的宏大格局，即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滔滔巨流中加以关照、透视和解析。
马克思的东方观包含了似乎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对印度与中国的研究中, 谴责英国的侵略行为, 揭示资本扩张给亚洲带来的灾难, 对亚洲人民的遭遇表示同情，并且对亚洲人民的反抗与起义给予赞扬与支持，他说“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 ；另一方面，马克思对东方文化的落后性提出了批判，认为印度和中国的精神文化是因循守旧和停滞不前的，并且为英国统治印度的“难过的”惨烈后果而热情高歌。就在马克思对印度所遭受的殖民侵略表示同情的同时，他紧接着又说道，“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同上）并且还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总之，无论一个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来说是怎样难过，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我们何必因这痛苦而伤心，
既然它带给我们更多欢乐?
难道不是有千千万万生灵
曾经被帖木儿的统治吞没?’”
作者：荆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