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于1928年重九日出生于江苏南京，这是一个多难的年代，中国正被列强狼吞虎咽的宰割。1937年日军逼近南京，九岁的余光中随母逃难，流亡于苏皖边境，更亲历了史上残忍至极的南京大屠杀。亲眼看见祖国母亲受难的余光中曾这样描述“两次大战之间的孩子，抗战的孩子，在太阳旗的阴影下咳嗽的孩子，咳嗽，而且营养不良。南京大屠城的日子，樱花武士的军刀，把诗的江南词的江南砍成血腥的屠场......”[ 徐学：《火中龙吟:余光中评传》，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年，第15页。]
1939年，在四川青年会中学求学的余光中，因日机频繁地大规模轰炸重庆而无法正常上课。1941年6月5日，日机从傍晚开始直至午夜一直盘旋在重庆上空，对这座城市实施了五个小时的连续轰炸，市内的一个主要防空洞部份通风口被炸毁导致坍塌，难民们因恐慌互相践踏，加上洞内空气不流通，氧气不足，近万人因窒息死亡。亲眼所见过日寇对中国同胞的暴行，虽然已过去六十年，时过境迁，但余光中对于当年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重庆大轰炸时，我和母亲近在二十公里外的悦来场，一片烟火烧艳了南天。”[ 徐学：《火中龙吟:余光中评传》，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年，第25页。]
1950年9月，余光中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在犹如文学沙漠绿洲的台大，余光中拾起了被战争打落的笔杆，源源不断的才情跃然纸上，更难得的是得到了当时在台湾师范学院任教的梁实秋先生的支持和指教，不但在创作路线上为余光中指明了方向，在创作风格上对余光中也不无影响。1952年，余光中的三十一首诗歌被精心挑选出来印刷成了铅字，这就是他的诗集处女作《舟子的悲歌》。
自童年起的漂泊迁移、战乱造成的居无定所、远离故乡的求学需要，这些经历自然而然的给他的生命注入了一种乡愁。余光中在四川度过了少年时期，正如他所感慨“入川十岁，出川已十八呀”。在诗歌《舟子的悲歌》中，他通过“漏风的帆”、“黄昏的一片云”、“午夜的一颗星”和“心头的一个影”描述了离开祖国大陆的孤寂和苍凉的心境。“我唱起歌来大海你来和/男低音是浪和波/男高音是我”（《舟子的悲歌》），通过与大海对唱，发出归乡心切的强烈呐喊，体现出来更多的是思乡游子孤独寂寞、漂泊的心绪和情感。甚至借由“月光在海上铺就的金路”来麻痹和安慰自己，幻想已回到故乡。

二、在西化中的迷失
1958年，余光中远赴美国深造。在充满着自由空气和艺术氛围的爱荷华大学，余光中一头扎进自己最喜爱的现代艺术课程里，拼命汲取现代艺术的精髓。课堂生活是充实的，但课堂结束之后还是寂寞难耐的，余光中只有在阅读和写作里寻找慰藉，他把大部分课余时间都交给了诗歌创作。诗集《万圣节》就是把余光中在爱荷华进修期间所写的诗歌集结成册而出版成形的。
受当时西方绘画艺术的熏陶，高度个性化的印象主义、脱序超现实的抽象主义和追求破碎、重组的立体主义对余光中的创作产生很大的影响，他的作品呈现出抽象的趋势。在作品《芝加哥》中，余光中自喻为一只热带的金甲虫，深深感到身处芝加哥这一类的大都市中，就想掉进一只毒蜘蛛精心编织的大网里苦苦挣扎。
爱荷华是标准的大陆型气候，夏天炎热冬天严寒，昼夜温差极大，而且天气变化莫测。生理的严寒和心理的寒冷成了余光中著名的诗作《我之固体化》的催化剂。在诗中，他自拟为一块拒绝溶化的冰，又冷又硬，只因故乡的太阳离得太远。
在《万圣节·后记》中，余光中说：“据说怀乡是一种绝症，无药可解，除了还乡。在异国，我的怀乡症进入了第三期的严重状态......我的灵魂冬眠于此，我的怀乡症已告不治......”[ 徐光萍：《论余光中诗歌的中国情结》，《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7卷第4期，第79页。]自此，余光中开始大量书写乡愁诗，除上述两首诗作外，还有《尘埃》、《新大陆之晨》、《冬之木刻》、《我的年轮》等十余首。

三、在反思后的回归
在西方文化的围困下，现实的乡愁使余光中重新感悟到了历史辉煌而悠久的中华文明，内涵丰富绚丽、风格鲜明独特的传统文化对他具有多大的文化吸引力，致使他在现代诗歌的创作中出现情感和理念的冲突，一方面，西方文化拓宽了他的艺术视野，给了他丰富的艺术营养；另一方面浓郁无法化开的东方文化情结，在异质文化的反衬中变得更加醒目和执拗。
(一)新古典主义创作时期
中国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使余光中重返传统之路，并对中国传统文化建立起理性的知识。自此进入“新古典主义”的创作时期。“新古典主义”并不是简单的“新旧”概念的对立，而是在正确理解古代文化和历史的前提下，用现代文学的写作技巧重新处理中国古代历史人物和故事情节及结构，广泛应用现代语言，精确而有限制地使用文言和古典语汇，对古典文学中的意象、典故和境界进行重组和建造。在大面积接触西方现代文学艺术，包括绘画、音乐的情况下，余光中在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精华的同时，完成的这个观念的重要转变，
余光中这样概括自己的诗学理想：“我们的理想是, 要促进中国的文艺复兴, 少壮的艺术家们必须先自中国的古典传统里走出来, 去西方的古典传统和现代文艺中受一番洗礼, 然后走回中国, 继承自己的古典传统而发扬光大之, 其结果是建立新的活的传统。”[ 余光中:《万圣节·后记》，台湾蓝星诗社，1960年版。]他提出的新古典主义诗学理论奠定了他在现代诗歌史上的地位。
（二）工业时代：精神的释放
1964年至1966年、1969年至1971年，余光中两度赴美讲学，他把这两次美国之行看作是“文化充军” 那是他一生中最为寂寞孤独的时期。在诗作《塔》中，余光中详细描述了他走在异国的路上行尸走肉般的感受，仿佛被整个世界无情的抛弃和遗忘。他后来感慨道：中国人在美国，能够克服繁忙和寂寞，能够克服繁忙中的寂寞和寂寞中的繁忙，且维持自己的灵魂维持自己的灵魂于摇摇欲坠，是难而又难的。”[ 徐学：《火中龙吟:余光中评传》，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年，第166页。]
寂寞难解的余光中迷上了驾车，似乎速度能帮他把孤独甩在身后。在美国，他的脚底和车轮踏过二十八个州，尽情享受着工业时代的硕果。这个时期余光中的作品有一大特色，就是为描述节奏的紧凑和效果的强烈，他无视语言本身的固定性，挣脱逻辑和文法的束缚，创造出不加标点的长句子，朗读起来有种不容喘息的迫切，节奏也因没有标点而显得相当紧迫，仿佛是使人脖子上青筋暴起的激昂。如：
“敲打格希文的节奏敲打浪子的节奏敲打霍内格雷霆的节奏敲打伯恩斯泰因电子啊电子的节奏。” （《登楼赋》）
“冬啊冬啊你真的来了我要抱一大捧回去装在航空信封里寄给她一种温柔的思念美丽的求救信号说我已经成为山之囚后又成为雪之囚白色正将我围困。” （《丹佛城—新西域的阳关》）
余光中一方面享受着工业文明带来的快感，一方面又控诉着钢筋水泥压迫人类的生存空间、影响人类的身体健康还拉远人类心灵的距离。
“车尾排出的废气染污我们的肺叶。旋闭车窗，又感到窒息，似乎就要呕吐。”（《登楼赋》）
“纽约有成千的高架桥、水桥和陆桥， 但没有一座能沟通相隔数英寸的两个寂寞。”（《登楼赋》）

（三）异国山水中的家园守望
1．文化碰撞
对着西方学生讲学的时候，无疑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一次直接体现。西方学生没有东方文化的文学底蕴，无法欣赏江南烟雨的柔婉，不能懂得垂杨的依依不舍和挽留，更不能在李白、杜甫的诗中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了。在《落枫城》里，余光中描写了讲学时的无奈，本来好问的美国大学生，由于历史文化知识的缺乏，也只把注意力放在“听”上。
2．家园意识
在举目无亲的国度，生活形态、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余光中忍受着孤独和寂寞，日夜盼望着与妻子女儿团聚，在孤寂不断的侵袭中勾起了他浓浓的家国之思，思念太阳升起方向的东方国土。意识上，在洋文化的不断冲击下，在中西文化不断的碰撞中，余光中感到文化失衡的空虚，没有了精神寄托，出现了家园丧失的危机感。家园意识初现，其中包括对亲人的思念、对故土的眷恋、对中华文化的缅怀和对历史的反思。以家园意识为桥梁，余光中更能体会自己母体文化的民族感和历史厚重感，同时唤醒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意识。
四、觉醒中的民族意识
（一）身份的困惑
余光中21岁时离开故土去台湾，在美国漂泊了五年，在香港停留了10年，将近60岁的时候返台定居。每从一个大陆漂流到另一个大陆，他都充当着外来闯入者的角色，他对自己的“根”，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有很大的疑惑，不断询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然后得不出答案，把自己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二）劫难中的祖国
1966年余光中自美回台时，大陆正处于文革劫难，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扭曲，对许多优秀的文化遗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对热爱中华文化的余光中来说无疑是切肤的痛。他在《长城谣》里为摇摇欲坠的长城无声的呐喊，长城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对炎黄子孙都有着特殊的意义，余光中深感中华文化正被粗暴的蹂躏对待，满腔的热血热泪从“嘉峪关直溅到山海关”。《长城谣》中的声嘶力竭的呼喊是余光中对祖国前途的深沉忧虑和担心。在《月蚀夜》中，余光中把文革比喻成一个黑影笼罩在整个民族上空，“忽然/那黑影伸过来,硕大如预言/攫住月,攫住惊惶的夜/....../无始,无终/夜盲症无始无终/月蚀夜,月蚀夜延长成历史”。
多元文化的冲击、祖国历经的劫难唤醒了余光中骨子里潜藏的民族意识，他把单纯的思念故乡的个人情感升华到关注社会现实，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伟大情怀，他把民族的未来与自己的命运有机的连结在一起，与祖国高度融为一体，用他的诗概括为“我的血管是黄河的之流/中国是我/我是中国”。

（三）归附母体文化
1974年，余光中在香港开始了10年的沙田山居。这十年间，余光中虽然在诗歌领域继续着思想主题的创作，但他诗歌的内容更加广泛深邃了，更多的对中华历史文化的不懈探索。德国19世纪哲学家诺瓦里斯曾说：“哲学是人们怀着无尽的乡愁寻找精神家园的冲动。”[ 赵秀媛：《中西文化辉光里的散文景观—余光中散文浅见》，《枣庄师专学报》 2001年第3期，第26页。]诗集《白玉苦瓜》象征着余光中找到了自己精神家园的归属。在这部诗集的自序中，余光中回忆道：“到了中年，忧患伤心，感慨始深，那枝笔才懂得伸回去，伸会那块大陆......”[ 余光中：《白玉苦瓜·自序》，《余光中诗歌选集》，第2辑，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219--220页。]白玉苦瓜是台湾故宫博物馆的馆藏，余光中表面赞叹这件历史文物，实际上却是以这件文物象征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突显中华文化经历过种种苦难后仍欣欣向荣、长流不息的强大生命力。
“笑对灵魂在白玉里流转/一首歌，咏生命曾经是瓜而苦/被永恒引渡， 成果而甘”（《白玉苦瓜》）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就像白玉苦瓜一样并没有被风霜雨露打倒，而是在这么多的磨难中愈发坚强，在历史的打磨下结出甘香的果实。从这部诗集显而易见的看到了余光中的怀乡思绪不仅仅停留在个人情感表达的层面上，而是宏观地把个人情绪寄托在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满腔热诚上。
作者姓名：邱颂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