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秦汉“盗律”中的“以赃论罪”原则

正如前文所述，秦汉时期的“盗”罪是针对财物而行的犯罪行为，“财物”作为犯罪客体不仅繁杂多样而且形态性质也各有不同。就以文献而言，《大戴礼记·千乘》记载：“作于财贿、六畜、五谷曰盗。”王聘珍解诂：“泉货曰财，布帛曰贿”[]，“盗罪”的客体就有钱财、布帛、六畜（马、牛、羊、豕、犬、鸡）、五谷（黍、稷、麻、麦、菽）等。根据出土材料来看，“盗罪”的客体远不止以上几种，还有如桑叶、祭祀用品等等。

或盗采人桑叶，臧（赃）不盈一钱，可（何）论？貲䌛（徭）三旬。[]

“公祠未�（阕），盗其具，当貲以下耐为隶臣。”今或益〈盗〉一肾，益〈盗〉一肾臧（脏）不盈一钱，可（何）论？祠固用心肾及它支（肢）物，皆各为一具，一【具】之臧（赃）不盈一钱，盗之当耐。或直（值）廿钱，而柀盗之，不尽一具，及盗不直（置）者，以律论。[]

“盗罪”客体的多样性，为立法和具体的司法实践都带来了难题。首先在立法上，如果根据犯罪客体的不同，针对每一种犯罪客体都做出法律规定的话，势必会导致成文法出现篇幅冗长，内容繁琐的问题。其次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上，由于犯罪客体不同，将会直接影响到量刑的公平，出现“同罪异罚”的问题。秦汉时期的立法者正是基于以上两点考虑，将“以赃论罪”的原则纳入立法，成为处理财物犯罪的重要原则。

就严格意义而言，“以赃论罪”在秦汉时期尚未形成概念，但已经出现在了具体的司法实践之中。《晋书·刑法志》中张斐《律注》曰:“货财之利谓之赃”[]。“赃”在出土文献中都是以其通假字“臧”的形式出现。如：

削（宵）盗，臧（赃）直（值）百一十，其妻、子智（知），与食肉，当同罪。[]

謀偕盜而各有取也，并直（值）其臧（贓）以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