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人类的精神成长史中，信仰一直发挥着奠基性作用。但是，在今天，由于现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多样性，信仰面临着神圣性的快速消解，这无疑给道德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1、科技主义盛行导致现代人工具理性膨胀、价值理性失落
自从启蒙时代以来，人类运用自然科学技术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技术已经改变了我们的一切，前人所展望的“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如今早已成为现实。随着科技在生活中的普遍运用，在人们思想上形成一种潜在的危险，这种危险来自于科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因为每一种科技上的重大发现和重大发明，都在不断强化人类在判断自己的理性控制能力上的幻觉，从而产生了哈耶克所谓的“致命的自负”。这种知识上的自负即是人类工具理性的膨胀，导致人类心理上确立了科技无所不能的理念，“技术统治论”虽然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但是也带来了“技术异化”，其根本表现为“价值理性”的失落。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已经担忧的指出，工具理性的膨胀必然导致非价值理性的生活方式，人类的生活将变得更加没有理性，这就是“理性的吊诡”，或者说是“理性的自我否定”[ 张德胜 金耀基 陈海文等.论中庸理性：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沟通理性之外[J].社会学研究，2001(2)]。
过分张扬工具理性的世界是可怕的。从宏观上看，它必然导致科技中心主义，导致伴随着西方技术扩张而形成的国际霸权主义、资源枯竭、恐怖威胁和贫富分化；从微观上看，它必然导致人类精神世界的荒芜，人类丑陋、野蛮本性的复苏。所以，我们生存的世界才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道德冷漠、道德暴力、道德荒芜和道德绑架，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现代性之痛。所以，“只有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充分整合，才能构成人类和谐共存的图景。因为，任何拘囿于工具理性或价值理性而确立起来的单向度政治或历史，都会呈现出偏离人类本质的“异化状态”。”[ 郭冲辰 陈　凡 樊春华 工具理性的膨胀与价值理性的缺失——关于美国霸权主义的哲学审视[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0）]，任何偏执工具理性或价值理性而建立起来的生活世界，都不是我们向往的理想境界。
在这样一个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裂的时代，在这样一个价值理性缺位的时代，作为价值系统的核心——道德信仰神圣性的空间在哪里？
2、消费主义兴起导致现代人沉迷感官满足、意义世界坍塌
随着科技理性的扩张，社会财富迅速增加，社会越来越鼓励消费乃至挥霍，社会从以生产为中心过渡为以消费为中心，“消费”主宰了人们的一切生活，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原则。消费主义的典型特征就是人们以无止境的追求物欲的满足为目标，无止境的物欲进一步刺激了人们的感官，于是，唯有借助于感觉、借助于可触摸到的“物”，人们才能寻找到存在的价值，于是人们越来越满足于当下的心理感觉，越来越满足于即时的享乐，跟着感觉走遂成为当代人们处理问题的行为准则。
炫耀性、奢侈性和时尚性消费重新建构了新的价值系统，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后期和社会主义后期的官僚制是一个“铁笼”，人们被囚禁于铁笼中，只能借助享乐主义消沉或颓废，社会责任感降低。[（美）大卫·理斯曼 等著，王崑，朱虹 译，孤独的人群（前言）[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11]人们只注意某些可衡量的、可算计的和“划得来”的价值，对于那些难以陈述的、较遥远的价值则不屑一顾[（美）大卫·理斯曼 等著，王崑，朱虹 译，孤独的人群（前言）[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26]，追逐个人利益、享乐主义和实用主义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信仰体系。
如果我们将人生的意义归结为物欲的满足，归结为即时的享乐，人们就会满足于贫乏和低俗，就会放弃超越和崇高，就会失去对世界的敬畏和心灵的宁静，生命的意义越来越远离人们的价值系统。如果我们将人生的意义完全归结于感觉，道德上的善恶价值被归结为感觉的快乐和痛苦，即快乐的就是善的，痛苦的就是恶的，这将消解人类一切形而上的超越性的维度，将生命的所有一切归之于“动物本能的依赖”，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荡然无存。因为从根本上说，人是一个超越的动物，“倘若人不能依靠一种比人更高的力量去追求某个崇高的目标、并在向目标前进时做到比在感觉经验条件下更充分地实现他自己的话，生活必将丧失一切意义与价值。”[鲁道夫·奥伊肯著，万以译：《生活的意义与价值》[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41]现代化过程中人们越来越严重的空虚、孤独和寂寞，就不难理解。
人类的终极性的意义世界坍塌了，道德信仰的神圣性又从何而来？
3、传统权威瓦解导致个体经验权威上升、终极框架解构
从西方历史发展来看，伴随着世俗社会的到来和现代文明的发展，基督教传统权威越来越遭到破坏，越来越处于一种边缘的地位，结构化的信仰和道德规范对现代人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年青一代更加重视实用主义和享受生活，理想和信仰成为可有可无的事情。特别是在彰显自我的社会中，在这个“充斥着‘歇斯底里’和诙谐幽默、影视媒体铺天盖地、感官文化甚嚣尘上的时代……这几代人的价值观念有一个共性，即他们都表现为一种迥然不同的信仰模式，在面对深刻的文化转型时，他们并不怎么依附组织和制度。”[ 斯蒂芬·亨特著，王修晓、林宏译，《宗教与日常生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116]因此，制度和组织的权威性下降了，个体经验权威上升了。传统的具有终极意义的参考框架离我们越来越远，宗教越来越成为一个与个体、私人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它对信徒的约束力下降了，也更加趋于允许信徒以一种消费社会中流行的自由选择方式自愿参与。伴随着个体经验权威的上升，年青一代更选择以“自我”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认为只要按照规范参与社会生活，只要不违反社会的法律就能获得幸福。
如果说西方文化框架中的信仰是和上帝、理性相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信仰则主要是和人伦、情感相关联。在以儒家伦理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直接规范。儒家基于亲子间的情感关系向外推衍，沿着“修齐治平”的人生轨迹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形成了独特的“家国天下”和“社会本位”的伦理文化，很自然的将个人、社会联系成为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这种伦理信仰使得个体道德的完善与社会的整体和谐密不可分。当然，中国传统社会也并不缺乏终极框架，这就是中国独特的“天命观”，但它与西方的“上帝”有所不同。吕大吉认为，中国古人所理解的天或上帝，并不直接颁布道德诫命，而是通过天人感应，由人来安排社会人伦秩序。天命观让人伦秩序具有了神圣感，也让人具备了道德理性。既有自上而下的道德理性，又有自下而上的道德情感，或许这正是让中国成为四大文明古国唯一幸存者的重要原因。
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随着科学主义的盛行和对无神论的迷信、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思想的引入、西方自由、权利观念的渗透，尤其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性批判和革命之后，中国现代文化一方面已经完全失去了传统的神圣性内涵，天命、天道、天理、天惩之类的令人敬畏的词语都成了让人耻笑的迷信，神圣性荡然无存。自身文化的终极框架丧失，又没有像西方那样仍然保留基督教文化氛围，仅仅基于人伦的道德维持失去了统一的参照，必然陷于“一人一义”，普世的伦理标准何去何从？
终极框架的解构，必然带来伦理的转型。传统社会为美德伦理，往往通过道德主体的道德自觉和道德内省来体现，是人在终极框架中找到自身归宿而产生的内在的伦理标准。而现代社会为规范伦理，往往以法规、制度的形式来体现，主要通过公平合理的选择而形成的制度性的道德体系，对个人的偏好和价值选择进行矫正，将其纳入到统一的秩序之中。没有终极框架，人就没有归宿感，临时制定的规范也都是不稳定的外部约束。
如此，道德教育已经窄化为纯粹的规范，而淡化了对心灵美德和终极价值的追寻。当道德教育成为非精神性活动，道德信仰的神圣性又如何体现？可喜的是，最早解构终极框架的西方文化中，已经出现一股向上的逆流，正在试图重建信仰的神圣性。更为可喜的是，这种趋势的力量之源，来自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这些发展尤其体现在道德心理学的一些探索中。 
作者姓名：宋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