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的《繁花》延续“海派”流脉，诉说了上海的繁华和凋零。历史与现实的故事都在“都市民间”的舞台上演，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立场消隐在民间审美形式中。文本洋溢着“上海味道”，以话本小说自诩，叙事呈现古典韵致，因而富于历史文化气息。朱天心作为眷村第二代作家，曾师从胡兰成，受张氏美学的影响又多有超越。她的小说除了书写眷村记忆、离散心态和乡根情结，更立足于当下，观照台湾现实社会中一代人的遭遇和心境。《古都》的笔触并不伸向都市民间传统，而是着力凝造“老灵魂”的漫游氛围；既具有华丽而苍凉的情致，又充满历史反思和政治指涉。
《繁花》与《古都》都是以“城市”为主角的小说，上海和台北，两座城市，便有两种文学想象。《繁花》的作者力图为本土化书写理清思路，而《古都》则体现的是本土性受后殖民化侵蚀的损伤。事实上, 此前已有学者指出《繁花》[ 陈建华：《世俗的凯旋——读金宇澄〈繁花〉》，上海文化，2013年第7期，第15-28页。]和《古都》[ 滨田麻矢：《朱天心〈古都〉与胡兰成的美学》，励耘学刊（文学卷），2009年第1期，第157-165页。]与张爱玲小说的紧密联系，对于张氏美学不同意义上的继承和超克，有了比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本文试图探讨两者在西化语境下，书写城市文化品格、自我生命体验等方面所呈现的不同叙事艺术。
一、文化创伤的叙事表征
杰弗里·亚历山大在《文化创伤与集体认同》中提到：“当个人和群体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并无可逆转地改变他们的未来，文学创伤就发生了。”[ 段吉方：《创伤与记忆——文化记忆的历史表征与美学再现》，河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第20-24页。]由于文化语境、个人经历和文学主张等不同，两部小说在叙述与缓解“文化创伤”方面有着很大差异。
作者：余燕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