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为越人，未忘斯义”：鲁迅对“越中先贤”抗争精神的传承

鲁迅的抗争精神无毋庸置疑的，而这种抗争精神的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故乡“越中先贤”风骨的延续。鲁迅的同乡蔡元培先生，在《越中先贤祠春秋祭文》中以赞美的语气追悼越地先贤：“经论云雷，是维大禹。服教畏神，礼仪之府。后王尝胆，任侠竞翘。······儒林大师，余姚肇祖。千祀不祧，授经图谱子。新昌朴学，翼左程朱。良知证人，大启堂庑 。文苑之英，盛哉典武。”^[]鲁迅的故乡绍兴，作为浙东文化的中心，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古“越文化”，在绵延的历史过程不断涌现许多杰出人物，以至“十步之内，必有先贤痕迹”，这些人物成为绍兴人文精神的载体以及重要的文化符号，他们集体构成了绍兴地区的“先贤精神”并成为“集体无意识”渗入到该地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感悟方式之中，依照荣格的说法“集体无意识不能被认为是一种自在的实体；它仅仅是一种潜能，这种潜能以特殊形式的记忆表象，从原始时代一直传递给我们，或者以大脑的解剖学上的结构遗传给我们。”^[]结合鲁迅的个性以及其文学作品的风格，可以窥视越地先贤精神的“影子”以及他对故乡先贤精神的肯定态度。

越地“先贤精神”的显著特征就是不屈的“抗争精神”。这样的精神姿态体现在物质生活和个人性格两个维度：越地处东南一隅，多山少耕地，生存环境恶劣，越人物质生产资料的丰富性远不如中原地区，这就使得越人必须以坚韧的态度面对自然环境。其次，越地长期游离于中原文明之外，较少地受所谓“礼乐教化”的影响，因而得以保存原始的剽悍文化风貌和生猛的气质，故被形容为“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这也和后来鲁迅极推崇的摩罗诗人精神本质上达成了一致：即一种不安于逆来顺受、不甘受制于不合理之压迫、不满社会和国民性之蒙昧，从而不断进行的反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