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中的赫斯影响

赫斯将人的现实本质界定为“社会交往”，并推进了交往异化理论的全面探讨的社会交往思想，既影响了马克思的人的本质理论视角的转变，也促进了其社会交往理论的构建。

第一，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视角转向中的赫斯影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手稿时期，马克思还是立足劳动视角谈论人的本质，而到了《穆勒评注》时期，马克思则开始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审视人的本质。如果比较赫斯的《论货币的本质》与马克思的《穆勒评注》，就不难发现两者都从社会交往角度来论述人的本质。赫斯创新性地提出人的现实本质是建立在动态的生产劳动基础上的“社会交往”，从而突破了传统关于人的本质的研究视角。沿着赫斯的思路，马克思也将人的类本质规定为社会交往，他指出：“不论是生产本身中的人的活动的交换，还是人的产品的交换，其意义都相当于类活动和类精神——它们的现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存在性。”^[]170“共同存在性”是对共同体和社会本质的概括，指人的相互依赖、共同活动的本性，可见这里的“共同存在性”与赫斯的共同活动具有相同的含义，即指人们生命活动中不可让渡的生命要素——社会交往。除了“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存在性”这一命题，马克思还提出了“总体的存在物”这一命题。人之所以是一个“总体的存在物”，首先是因为他是一个特殊的、不能自足的、有缺陷的存在，他除了对自然物的所有关系以外，“还有另一种本质的关系”，即依赖他人补充的社会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是一个“总体的存在物”也就意味着人是一种靠彼此的交往才能生存的特殊的、有缺陷的存在物。由此可见，此时马克思所论述的人的本质不再停留在个体性上而是上升到了社会交往的维度上，即从劳动视角转向从社会关系的视角来理解人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