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都市归人钱歌川

抗战时期的祖国西南，聚集了当时中国众多的知识分子，抗战环境外在构建了他们的主流世界观，政治性渗透至文学创作深处，时刻彰显家国崇高格局，日常性被时代边缘化，个体“人”的特征被无限削弱。流寓西南的钱歌川深谙中国文化精髓，也深谙西方文化运行规则，他身负文人使命，却更愿意自我定义为“闲人”，在当时的主流文学观念夹缝中书写个体生活的日常，稀释知识分子的精英气质。他身上集合的诗意与烟火又不是中庸气质，是一种文人屈伸域（张力）的彰显。

钱歌川的家族只是期望他“做一个自食其力有出息的人”，他到日本留学，考取公费学校，也只是为了出息，出人头地，换句话说，这不过是对“谋生”的高级式表达。钱歌川虽出生在湖南芷江，却学在日本，鸣于上海，游历英伦，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归国流寓抗战大后方，他的行迹和散文作品都证明了这是一位真真切切的都市归人。即便他的作品还带些许精英印迹，也逐渐在生活写作中磨去了知识分子可望不可即的崇高感。无论他在作品中用了什么黑色幽默手法“戏弄”那个时代，《巴山随笔》这部散文集还是处处可见这位学者型作家身在乱世的沧桑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