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流动与农民工的制度信任状况

模型1表示基准模型，用来揭示控制变量对农民工制度信任的影响机理。模型2是全模型，主要用来探讨流动动因、现实代内流动、预期代内流动以及代际流动状况对制度信任的影响。与模型1相比，模型2将流动动因、现实代内流动、预期代内流动以及代际流动纳入模型以后，回归模型的解释力从4.7%提升到了11.6%，回归模型的解释力提高了6.9%。这表明农民工的社会流动状况是影响其政治信任度的重要因素。从模型2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来看，城市拉力因子每提高1分，制度信任水平提高0.113分。与水平流动相比，现实代内向上流动的农民工制度信任水平得分提高6.035分。而代际向下流动的农民工制度信任水平降低8.000分。随着经济的日益飞速发展，城市新增就业岗位的增加，在市场化、城市化的拉力作用下，农民逐渐走出世代生活的村庄，摆脱传统的地缘与人身依附关系，使他们进入城市生活，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等诸领域逐渐累积城市性。^[7]从而使得农民工群体更加信任当前的政治制度，将此归结为政治制度的红利。此外“参照群体理论”指出个人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与周围的人或群体进行比较，从而确定自己的地位和价值。^[8]当自己与父辈进行阶层比较时，发现其社会经济地位更低，从而感到一种相对剥夺感。进而把这种原因归结于外部因素，从而会降低对国家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