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讨论与总结
（一）择偶标准的变迁对择偶难的主导作用
就择偶标准变迁而言，女硕士生择偶标准中爱情取向趋于消减，现实取向趋于增强。值得关注的是，现实取向的择偶标准并不等同于较高的择偶标准。早在2008年就有研究者将281个80后高校女研究生在择偶动机、择偶标准等问题进行实证研究，认为该群体择偶标准趋向于“物质”和精神相结合。[王黛丽. “80后”女硕士生择偶价值观研究【D】山东：山东大学，2008.]本研究与上述研究结论有细微差异，不过我们都论证了研究对象择偶标准中现实导向的趋向性特征。按照经济学中帕累托最优配置原则来看，该理论存在一个最优点，使得在择偶标准中爱情取向与现实取向有一个最优占比，可以最大化实现个体择偶愿望。本研究还进一步发现了择偶标准的现实导向与择偶标准的高低关系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持有爱情导向择偶标准的女硕士生对现实生活中的伴侣有美好的期待，渴望自己结识伴侣，排斥通过中间人介绍而相识的异性，因而处于首次恋爱难的境地，何谈择偶？持有现实导向择偶标准的女硕士生有着强烈的“向上婚”需求，力求对方在多方面优于自身，同时也看重双方兴趣、爱好的一致以及职业的互补，相对而言择偶标准较高，处于持续恋爱难的困境，择偶谈何容易？
（二）文化资本对个体择偶难的中介作用
文化资本对个体择偶难的影响作用呈隐性特点。从表面看来，父母、朋辈群体等重要他人以及关键性事件对个体择偶标准产生了引导作用，但究其根本，是个体拥有的文化资本决定了这一引导的作用。国内也有相关研究，早在2010年便有研究者利用中国建国后50年的数据，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验证了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婚姻教育匹配度与经济发展呈现倒U型关系在中国依然成立。同时，基于其搜集到的540个家庭的微观数据，发现女性向上婚的趋势较为显著。这一实证发现也论证了莱斯利在1982年提出的“择偶梯度”理论[莱斯利．社会脉络中的家庭［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2: 96．]在中国社会同样适用。最后，作者提出高学历女性择偶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女性向上婚的要求，认为高学历女性要根据人力资本投资和婚姻投资最优权衡的结果来选择自己的受教育程度，提出本科学历可能是女性最优的受教育水平。[ 韩婷婷.中国婚姻匹配程度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山东：山东大学，]由于该研究未讨论个体如何通过文化资本的获得提升自身择偶标准的问题，所以，这一结论下的有失谨慎。
作者：杨璐柳婷